杂交水稻之外的袁隆平：三十三岁闪婚的“潮人”(3)

　　一次我带上我的弟弟隆德逃学去游泳，被父亲用望远镜远远看见，打了一餐饱的

　　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是在动荡的战争年代中度过的。然而，父母始终没有放弃过我们上学读书的机会。在颠沛流离中，我先后进过三所小学，先是汉口的扶轮小学，然后是湖南澧县的弘毅小学，后来是重庆的龙门浩中心小学。

　　在班上，成绩最好的是三个女同学，我和玩得好的一位同学黎浩常排名在第四到第十之间。我们一起上学，放学一起回家，在回家的路上经常背诵诗歌，在一块做游戏。有时需要出点儿小钱时，只要我口袋里有，我就愿意拿出来请客。

　　我小时候很贪玩。 1939年春，我们一家六口随父亲辗转湖南等地逃难到了重庆。那时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经常会拉空袭警报，警报一响，我们就不上课了，就要躲到防空洞里去。但防空洞里很不舒服，憋闷得很，我们就跑出来，到河边去游泳。一次我带上我的弟弟隆德逃学去游泳，被父亲用望远镜远远看见，他气得提了拐杖就到江滩上来将我俩揪了回去，打了一餐饱的。我以为拉上弟弟，两个同时犯错误，罪责会轻一点，各打五十大板。结果哪晓得，逃学游泳不讲，还拉上弟弟，罪加一等！最后挨板子狠狠地打了一回。

　　重庆在抗日战争期间是陪都，当时已沦陷或部分沦陷地区的机构和学校，有很多都迁往重庆等大后方，汉口博学中学（后简称“博中”）就是迁到重庆的一所学校。抗战胜利之后，1946年我们家迁回到武汉，博中也迁回汉口，我仍然继续在博中读书，前后有四年多时间。所以说我的青少年时期大都是在博中度过的，她是我最感亲切的母校，她给予我培养和教育，对我的成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博学中学是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创办的教会学校。虽是教会学校，学校里的宗教活动并不多，信教与否，完全自觉自愿。在校四年多，我只参加过两次宗教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很艰苦，吃的是糙米饭，点的是桐油灯，一两个星期才打一次“牙祭”。学习紧张而有规律，早上6点钟起床，10分钟后就得洗漱完毕在操场集合做操，但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气氛仍然很浓厚和活泼。我们的校长胡儒珍博士，毕业于香港大学，称得上是一位教育家。他不仅对学生在学习上的要求很严，而且要求品德、学习、文体全面发展。因此，学校经常开展文娱、体育等方面的活动。我在这些方面的受益也不浅，喜欢各种球类运动，尤其游泳一直是我的强项，至今我还非常爱好音乐和游泳。

　　重视英语教学，是教会学校的特点之一。在那种几乎全是英文的环境中学英语，我当时达到了看英文电影百分之八九十都听得懂的程度。我现在之所以能在频繁的国际学术活动中运用英语进行交流，诸如学术讨论会、合作研究、技术指导和宣读论文等等，主要是母校给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然，我母亲对我的英语启蒙也是很重要的，她毕业于教会学校，英文很好，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