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交水稻之外的袁隆平：三十三岁闪婚的“潮人”(4)

　　很多人对学农业专业有想法，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我考大学的时候，大半壁江山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全国大部分都解放了。国民党政府管辖之下的大学已经没剩下几所了，只是在四川还有几所大学。我是1949年9月上旬进大学的。当时我知道重庆北碚有一所与复旦大学有渊源关系的相辉学院，于是我选择了进相辉学院，农业是第一志愿。

　　我之所以选择学农，其实缘于从小产生的志趣。那是在汉口扶轮小学读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郊游，参观一个资本家的园艺场。那个园艺场办得很好，到那里一看，花好多，各式各样的，非常美，在地下像毯子一样。红红的桃子结得满满地挂在树上，葡萄一串一串水灵灵的……当时，美国的黑白电影《摩登时代》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影片是卓别林演的。其中有一个镜头，窗子外边就是水果什么的，伸手摘来就吃；要喝牛奶，奶牛走过来，接一杯就喝，十分美好。两者的印象叠加起来，心中就特别向往那种田园之美、农艺之乐。从那时起，我就想长大以后一定要学农。随着年龄的增长，愿望更加强烈，学农变成了我的人生志向。到了考大学时，父亲觉得学理工、学医前途应该会很好，但我却想学农。母亲也不赞成我学农，她说学农很辛苦，那是要吃苦的，还说要当农民啦等等。我说我已经填报过了，还说她是城里人，不太懂农家乐，有美好的地方她没看到。我说我以后办了园艺场，种果树、种花卉，那也有田园乐！我还跟她争辩农业的重要性，说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没有农民种田，就不能生存……

　　父母最终还是尊重了我的选择，我如愿以偿地进了私立相辉学院的农艺系。1949年11月，重庆解放。1950年，经过院系调整，私立相辉学院与四川大学的相关系科、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农科三系合并组建为西南农学院，我们这个系就改称农学系了，校址在重庆北碚。我在这里学习了四年，直至大学毕业。

　　说实在的，很多人对学农有想法，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学农。

　　我只得了个第四名，前三名都被吸收进了国家队，我差点就变成专业游泳运动员了

　　大学期间我有几个玩得很好的同学，梁元冈、张本、陈云铎、孙昌璜等。梁元冈会拉小提琴，我们就跟他学着拉。我喜欢古典的小提琴曲，它能把你带到一个很舒服、很美好的境界。我不是书呆子气十足的人，我什么都想学一点，什么都会一点。当时，由于我唱歌声音较低而且共鸣很好，同学们给我取外号叫“大Bass（编者注：大贝司）”。我在大学里面是合唱团的成员，就是唱低音的。我喜欢比较经典的音乐，那时候是解放初期，唱前苏联歌曲《喀秋莎》、《红莓花儿开》等等；我也会唱英文歌。每到课余时间，我和梁元冈、陈云铎、孙昌璜等爱唱歌的同学常常聚集到一个宿舍里一起唱歌。

　　上大学时，我始终喜欢运动，游泳技术是一流的，可说在西南农学院也是首屈一指的，没有哪个能游得赢我。不吹牛，在游泳方面我读高中时就有段“光荣史”，拿过武汉市第一名、湖北省第二名。但打球只是三流候补队员的水平。

　　因为我游泳游得好，就由我当同学们的教练，教他们游泳。在北碚夏坝的时候，前面是秀丽的嘉陵江，我们经常沿着一溜下到江边的石阶去游泳。有时为了去对岸看电影，我就将衣服顶在头顶上，游过去了再穿，这样就省下渡江的几分钱。你想想，三分钱可买一个鸡蛋呢。

　　1952年抗美援朝时我还参加过考空军，那时空军从西南农学院800多名学生中选拔飞行员，只有8个人合格。我被选上了，让我参加空军预备班。我好高兴，还参加了庆祝八一建军节的晚会，第二天就要到空校去正式受训了。结果呢，那天晚会之后宣布大学生一律退回。

　　他们欢送了我们，我们又被退了回来。原因是那时候（1953年）朝鲜战争已经有些缓和了，国家要开始十年大建设，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了。那时候大学生很少，全国大概只有20多万大学生吧，所以大学生要退回，只要高中生就可以了。不好意思，我们又回来了！

　　那时四川省分了四个行政区：川东、川南、川西、川北，我们北碚是川东区的首府。 1952年，贺龙元帅主持西南地区运动会。我参加了游泳比赛，先是在川东区比赛中拿了第一名，同学们好高兴，因为这是西南区游泳比赛的选拔赛。我并没有经过正规训练，但他们说我潜力很大。后来我代表川东区跑到成都去参加比赛。成都小吃又多又好吃，什么龙抄手、赖汤圆、“一蹦三跳”等等，我吃多了，把肚子吃坏了，影响了比赛的发挥。比赛中，我前50米是27秒5呢，当时世界纪录100米是58秒，这么算跟世界纪录差不多。后面50米就游不动了，最后搞了个1分10多秒，只得了个第四名。而前三名都被吸收进了国家队，我就被淘汰掉了，要不然我就会变成专业运动员了。

　　空军把我淘汰了，国家游泳队也把我淘汰了，两个都把我淘汰了。

　　大学同学都了解我是这种凭兴趣和爱好的性情，到毕业时，他们说要给我一个鉴定：爱好——自由；特长——散漫，合起来就是自由散漫。哈！说实在话，直到现在我也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