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起自贸区协定 拉美五国“窝里斗”(2)

　　这些自贸区协定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WTO是一个全球性贸易组织，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诸多领域，成员国有150多个，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差异，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发展中国家认为市场开放的步伐太快，获利太少负担太重，而发达国家总觉得市场开放太慢，自由化程度太低。其结果是每一回合谈判都要耗费很长时间。乌拉圭回合用了8年。多哈回合已经谈了10年，至今仍没有结果。相反，自贸区协定涉及的成员国较少，有的具有相似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很容易达成一致。

　　其二，欧美国家往往把WTO谈判中无法实现的目标化整为零，通过一个个自贸区协定由点到面地实现其政策目标。比如，WTO《知识产权协定》和《服务贸易协定》是WTO条约体系的新内容，表述比较概括，操作性不强。欧盟和美国就通过单个的自贸区协定，把这些内容具体化，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扩大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实现他们在WTO中无法实现的目的。

　　其三，有些地理位置毗邻的国家，为了维护地区共同利益，也往往签订自贸区协定，对内互利互惠，对外异口同声，共同抵御外交压力，实现区域繁荣。东盟、南美洲共同市场、东非和南非共同市场就是典型例子。

　　客观地讲，自贸区协定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成员国可以在协定区域内享受较高程度的贸易自由化，实现货物、服务、和人员的快速流动；但同时，也必须承担更多更深的市场开放义务，允许成员国的产品自由进入国内市场。

　　从整体上讲，在自贸区范围内会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如果某种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企业会很快破产。

　　本案中，Fersan S.A.公司是多米尼加唯一一家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据多米尼加政府发给WTO的通知，自贸区协定实施之后，进口的拉美四国产品数量增加了169%，货值增加了199%，相应的，Fersan S.A.公司的收入减少了206%，负债累累。

　　可见，自贸区谈判和协定的签订必须考虑国家对开放国际市场的承受能力，要适度有序，逐步推进。闭关自守是错的，快速开放也是错的。

　　产业转型最要紧

　　WTO《特保措施协定》来源于《关贸总协定》(1994)第19条。根据该条规定，只有当进口产品数量在短时期内快速增加是不可预见的，并且对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进口国才可以采取特保措施。这种“不可预见性”是实施特保措施的首要前提。不过，这种“不可预见性”反映的是进口国政府的主观判断，很难用客观证据进行评价。

　　本案中，如何证明“不可预见性”是争执的核心。拉美四国可以主张，多米尼加在签订自贸区协定时，应该预见到国内聚丙烯产品生产企业没有国际竞争力，会受到进口产品的冲击；而多米尼加也可以辩称，在签订自贸区协定时不可能预见到进口产品会如此地大量涌入，以至于摧垮国内唯一的同类产品生产企业。就举证责任而言，多米尼加负有举证责任。

　　总括起来，笔者认为多米尼加胜诉的可能性不大，首先是因为它负有主要举证责任，很难达到证明要求；其次是因为特保措施决定确实论证不严谨，程序性瑕疵也很多。

　　话又说回来，多米尼加可以会利用这次特保措施对进口产品带来的“冷却效应”，在诉讼过程中加快对Fersan S.A.公司的产业调整。等到裁决结果出来时，可能产业调整早已完成，该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已经能够与拉美四国抗衡，进口产品依然无法垄断多米尼加市场。

　　这就是WTO诉讼的奇妙之处：胜者未必赢，败者未必输。(罗汉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