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客团伙不断升级 与海关关员上演猫鼠博弈(2)

　　据了解，经过这几项措施的综合治理，一度使活跃在罗湖口岸的水客降到了1000人左右，这也让罗湖海关有时间和精力连续破获了两起案值千万元的水客团伙走私大案。

　　关口反复细致甚至枯燥的查验，往往是获取重大案件线索的突破口。2008年7月，13名穿着臃肿的过境者引起相关联检部门的注意。检查人员在这13人身上共搜出走私入境的品牌手机1004部，每人平均身绑手机77部，当日核定走私手机涉案价值就达178万余元。顺着这条线索调查，挖出了一个“继厦门远华走私案、湛江9898走私案后，史上全国第三大走私案”，当年轰动全国。

　　该案件中的被告黄晓凯在深圳市华强北以“凯奇”商铺作掩护，招募以其家乡人为主的骨干成员，在香港、深圳设立走私据点——有人专门负责将订购的手机拆分成主机和配件后，由雇请的一大批“水客”，以人身藏匿等方式走私入境，配件通过物流公司走私入境。入境后在深圳华强北销售。仅仅两年间，从香港走私入境的品牌手机共计5261960部，价值人民币78.4亿元，偷逃应缴税款达11.39亿元。

　　铤而走险：水客走私利用法律空白

　　实际上，不仅是职业水客，一些来往两地间上班、办事的普通职员和市民，也加入了兼职水客的行列，更加大了打击水客走私的难度。

　　由于工作原因,朱先生每周都要往来于香港和深圳间，看到“水客”业务没有成本却有利可图，他动心了。今年6月，朱先生做了第一单生意，此后每星期去香港几乎都不空手而归。带货费一般是货物价格的20%,单笔业务最少也能赚100元。“我一次只带一两部iPad或者iPhone过关,如果是一些日用品,查得松,就会多带些。跑到现在,还没有什么问题。”

　　代购行业也有人连打擦边球——“别带手机出去，到香港买个iPhone用着回来”，“出去拎个塑料袋，回来直接把LV背回来”……论坛上，不少网友面对海关目前严查的状况，纷纷给“代购”出主意，试图通过伪装成“自用物品”顺利过关。比如，让包装盒物品分离，包装盒单独打包邮寄，而商品则以自用的形式带回来；大包裹分拆成小包裹分别寄回来；或者直接让柜台营业员小姐带货过境。这些灰色的代购利益链也壮大了水客群体。

　　据罗湖海关测算，水客日进出境次数平均在10次左右，单日进出境最高次数达32次，有的水客差不多30分钟进出境一次。水客群体隐形壮大不仅加大了其他旅客的通关成本，也给海关带来了额外负担，因为海关对水客的每一次违法行为，都要严格依法定程序和要求处理。

　　罗湖海关办公室余主任告诉记者，海关工作的四大职能——监管、征税、打私、统计，从重要性来说，打私只是其中位列第三的工作，而打击水客更是打私中很小的一部分，但是现在却占据了罗湖海关日常工作的重要部分。在罗湖海关，工作人员只有160多个，就是连轴转一天也只能查验3万人，其实只占据整个通关人数的1%而已。

　　她向记者坦言，水客问题其实是个老大难的问题,一直存在，光靠海关一己之力是没有办法治理的，需要边防、公安、海关联合起来才行。比如，能否实现海关与边检部门共享旅客通关实时信息、实现由海关通过证件阅读机自行采集旅客实时通关信息、实行小通道、卡口式管理；而大部分“水客”是香港、澳门居民,这又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

　　海关总署缉私局副局长朱峰近日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指出，法律的滞后是让水客们有恃无恐的一大原因。

　　据了解，海关现行的规范性文件，多为上世纪90年代制定颁布，多年未曾修订。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与目前的情况已经相去甚远。与水客治理紧密相关的短期多次往返旅客监管法规一直空白，使得海关在打击水客走私方面缺乏足够有力的法律法规支撑，甚至面临无法可依的窘境。

　　我国法律规定，个人走私普通货物偷逃税额达5万元，才构成刑事犯罪。熟悉海关法律的水客就是钻了这个法律空子,每次走私偷逃税额均控制在5万元以下，让海关望“水”兴叹。

　　在水客走私被发现后,按现行海关规定,水客可以选择对物品补交税,或者是退运。而如果水客选择退运,就没有任何经济损失。大多数的水客还会第二次、第三次地换人、换方式把货带进来。

　　也就是说，水客们带的货品往往都不够立案的标准，现有的退运、没收、罚款等方式对带货水客影响有限，大部分水客不仅不承担没收和罚款损失，多次受到行政处罚的职业水客在进出境资格和海关监管方面受不到任何限制。

　　另一方面，治理蚂蚁搬家式的水客走私也面临着一个日益激增的市场大环境。从另一种意义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经济问题。

　　据统计，中国出境购物消费每年达30多亿美元，而且一直呈上升趋势。价格差的存在是导致水客激增的重要原因。水客们看准这个空间，为那些不能经常迈出国门的人提供“便利”。“如果内地能彻底放开市场竞争，价格自然会降下来，水客自然也没有了生存空间，要根治水客,就要先根治‘水货’这个大的产业链”。 记者 刘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