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像旋风一样地来到中国，所到之处都摆放着大幅的宣传海报——“伟大的预言家来了”。北京-上海-广州-台北，4天，7场演讲，他连吃饭时间都被售票给希望共进午宴和晚宴的“粉丝”，据说还是一票难求。几乎每天从早晨8点钟到中午12点半，他都在演讲，其间还要应对嘉宾的提问和质疑；中午和晚上的就餐时间要应对花了5万8千元人民币购票共同进餐的热情“粉丝”。每到下午演讲的下半场时，他就露出疲劳的神态，但他对同场嘉宾或者听众的每个问题都认真地思考、回答，对于他不同意的话题，“一丝不苟”地争论得脸红脖子粗。

　　5月14日早上8点多，这个一周要写两篇博客的专栏作家在回到美国的第一时间，是爬上他的BLOG上写了一篇博文：“上海、北京、广州、台北，很抱歉没有上来写东西。我在亚洲旅行，而且关于这次旅行，我有太多的话要说。但是日程太紧张，实在没有时间上来写，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在回到美国后的第二天，他写了一篇显然是有感而发的博文，甚至还发挥他的幽默本色，在文中提了一点“希望”——那就是“主办方能不能再改进一点，将来能够修改一下一场演讲加上讨论到底该持续多少时间。每天两场两个半小时的演讲，外加要和无数的商界和政界人士的会见，几乎要把人榨干了……”他还提到了他在中国的广告：“很多人已经注意到了，那些海报上写的是‘伟大的预言家来到中国了’。真让人汗颜。”

　　事实上，在每次演讲和讨论中，克鲁格曼都非常认真。精神高度集中的他，甚至因为过于紧张而在听到自己的名字时就严肃地皱着眉头埋头大步地噌噌噌迈上台准备开讲了，但其实主持人只不过是请克鲁格曼此次活动的赞助方上台致辞，而他的名字恰巧在这句话的最前面。当得知还没轮到他时，他的脸部线条又放松了，轻松地微笑着回到了座位。

　　但是每当演讲一结束，他显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顾不上和嘉宾太多的寒暄，就赶快一溜烟地快步走出会场不见踪影了。而在接受专访时，当我们问完最后一个问题时，他长出一口气，一下子放松了，轻快地耸了耸肩膀，露出了放松的笑容：“哦，差不多了吧！”

　　性情中人让总统“头疼”

　　听到感兴趣的问题，虽然对方没讲完，但他会不断试图发言；听到不感兴趣的话题，他会忍不住流露出无奈的神情；被问到个人问题，他会腼腆甚至脸红……不论是在连续两天跟随着他辗转在各个演讲场所，还是在后来的专访中，有一个词可以形容他，那就是“性情中人”，直接而不加伪饰，喜欢或者不喜欢的表情几乎都可以在他的脸上找到。很难在他身上找到的，是一个年过半百的人所可能有的世故。

　　真实，是克鲁格曼一贯的作风。和克鲁格曼同时期的不少经济学家和他的好友都在政府担任顾问的角色，甚至握有经济大权，但是克鲁格曼一直“在野”。其实以克鲁格曼在国际贸易理论方面的造诣，和对政治和经济的精准眼光，毫无疑问可以用自己的学问“经世治国”。但他对克林顿政府、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政策的抨击，让他不止一次让总统感到“头疼”。

　　克林顿刚刚就任总统时，曾经请克鲁格曼等一批经济学者前往他的家乡小石城聚会，听取这些经济学家的建议。聚会时克林顿问克鲁格曼：“我们可以做到平衡预算和医疗改革两者兼有吗？”克鲁格曼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不行，你一定会受到惩罚，你必须在两者中作出选择。”而克林顿随后转头问劳拉·泰森同样的问题。她的回答是：“可以，一切皆有可能。”克鲁格曼说，当时他就意识到自己的回答是错误的，而泰森的回答是正确的。确实泰森后来成了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不过克鲁格曼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政治智慧不够多，也并不打算改变自己直来直往的发言习惯。“我并不习惯华盛顿的官僚体系，因为当权者只想听好话，也习惯避重就轻。”

　　在采访中，当记者问他自己喜欢扮演的角色究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还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还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或者是外界所称的公共知识分子时，克鲁格曼露出了有点腼腆的笑容：“我只是做我该做的事，说该说的话。而且，我现在也很享受我的状态，毕竟我有对政府指手画脚发出声音的权利。”

　　对世界总抱有怀疑态度

　　通常情况下，预言家有两大类。一类是“报喜鸟”，专门向人们预报好消息，而另一类则是截然相反的“乌鸦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贯保持着“悲观主义者”态度的克鲁格曼，无疑属于后者——这是因为他对世界总是抱有怀疑的态度，抑或是预言危机或者灾难。

　　“因为预测危机，会更有意思吧。比如说，你是一个气象预报员，如果整天都预报好天气，就很没有意义。相反，飓风、暴雨雪等就会激起人们极大的关注与兴趣。”“我为什么总是关注潜在的危机呢？因为这可能对于未来的世界显得更为重要。所以，我做了很多研究工作。我不得不说，我非常感激目前世界经济的走势。在过去，我若要了解经济危机的现象，就必须乘飞机到雅加达或者是委内瑞拉去；而现在，我只消坐火车到纽约，就可以看到全世界危机的中心了。”

　　克鲁格曼说，每次预测完危机后，他并不会等待或者“企盼”危机快速到来，因为事实也并不总会如此。“举个例子说，我相信我们有着很可怕的房地产泡沫。这一泡沫在2005年的早期就已经存在。但我感到好奇的是，这个泡沫是在2006年9月才开始破灭的，这实在太慢了。我很奇怪它对经济的影响时间会这么长，一直到2007年才开始显现。按照我的预测，这很早就应该发生了。所以，市场有很长一段时间会不甚理智，危机会延续很长时间，直到大崩溃很久以后才会显现。”

　　即使是被国际经济学界誉为“伟大的预言家”的克鲁格曼，也并不可能永远保持着神奇与聪明的“天才”一面。也许，只要是一个凡人，谁都会有犯傻的时候；任何一个对着“水晶球”念着咒语的女巫师，亦同样会有走神的那一刻。克鲁格曼是芸芸众生之一，自然无法摆脱这样的命运。

　　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演讲中，他非常坦率地对所有听众说，“我当然会犯傻，而且犯过很多次傻。在1990年代时，我没有预测到美国生产力的复苏，而是对早期的生产力复苏感到非常怀疑，我对那些持乐观态度的人感到非常不信任。但事实是，后来的美国生产力确实复苏了，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我非常的悲观，一度怀疑自己的判断能力。”克鲁格曼说，他犯的第二个错误是，他曾经大胆预测美元将要下跌，虽然预测的事实没有出现“太离谱”的偏差，但他的预言较实际情况早了很多。“其实，在我提出这个预测后的好几年，美元才开始下跌，这也成了那时是预测失误的一个地方。”

　　如果你想说自己永远是不会错的，那你就需要具有重新改写历史的“超能力”。如果你每次都对50%，那作为经济学家，就已经表现得非常不错了。“可能我每次可以对上54%，但我绝对不是个永不犯错的人——因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克鲁格曼说。

　　此次来中国前，克鲁格曼特地搜集了一些愚蠢的言论，而提出这些愚蠢言论的“傻人”，就是他自己。早在1997年时，克鲁格曼坚信货币政策可以解决任何危机。大部分经济学家、中央银行都相信，如果采用货币政策，就可以解决所有经济问题，但后来的事实却与他的预判大相径庭。

　　“1998年的时候，我才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当时我看到了亚洲金融危机，开始反思自己的言论是不对的——货币政策不可能解决一切经济问题。我看到了东亚的发展中国家，他们受到了很严重的危机。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日本，日本也深陷重重麻烦当中，他们无法使用简单的货币政策来解决其经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