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说，5家企业相互抵押、保证、质押以及一时难以甄别的留置权等问题，都是“管理人”需要一件件破解的难题。“我们作出了一些‘假定’，即假定内部债权不清偿，以及对诉讼还没有结果的案件的债权进行‘预留’，都是法律上‘无章可循’的，很多是运用法理进行合理分析推断。”

　　朱伟介绍说，在整个过程中，“管理人”几乎遇到了中国商法领域的所有法律问题，也遇到了中国法律上并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或者出现矛盾、冲突的大量法律问题，包括了：信用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建设工程优先权、打包贷款、国内信用证、押汇、最高额贷款、扣款、融资性贸易、贸易型融资、监管等相互交叉和重叠的法律关系。

　　据了解，2009年2月9日至13日，常熟市法院在债权申报期届满后主持召开“科弘系”企业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之前，“管理人”还采取了与多家意向投资人进行关于企业复工、复工条件、复工模式和重整的商谈，还创造性地采取了“代工”模式：即由复工参与人选择订单，提供给企业加工，并由复工参与人提供资金、原材料等，并由“科弘系”企业收取加工费。“这些举措很快为全体债权人所接受，且因为符合国际惯例和取得了预期效果。”

　　在获得法院许可后，“科弘系”企业于2008年12月8日开始复工。

　　重整方向是维护各方利益的惟一正确的“道路”，而为打消“暗箱操作”的疑虑而作出的种种强有力的举措，促成了重整方案一次性获得通过。这在全国所有的破产案件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保持破产重整整个过程的公开和透明，是取得债权人、投资人信任的底线。”王东辉法官说。

　　为此，在常熟市法院的主导下，从2009年2月27日起，“管理人”通过制作招募文件、发放信息和招募文件的方式招募重整参与人，采用了在国内外主要钢铁行业网站、报刊媒体，以及向特定债权人公开发出要约的形式，并在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协助下，从事了全球招募信息发放、入网评审、公开评比竞争等工作。

　　据了解，由于中国五矿与浙江物产的联合体及上海复星集团均向“管理人”表达了参与科弘系重整的意愿，也均递交了相关重整方案。2009年6月9日，在常熟市法院及公证处的监督下，“管理人”通过“竞标方式”，正式确定中国五矿与浙江物产为“科弘系”企业重整的投资人。而由于这两家企业也都是“科弘系”企业的债权人，重整后的“科弘系”企业承担的偿债金额为30亿元。在偿债金额外，投资人还另行承担2亿元范围内的重整费用及共益债务。

　　“重整计划，将普通债权在重整情形下与破产清算情况下的最高清偿比例，提高了数倍甚至数十倍，这就意味着，重整的方向是维护各方利益的惟一正确的‘道路’。”审判长王东辉说。

　　记者注意到，在整个破产重整期间，在常熟市各方面的鼎力支持下，“管理人”并没有局限在简单的事务性处理上，还通过直接聘用管理层，对企业的人、财、物和产、供、销各个环节，履行了“事无巨细”的真正意义上的“管理”职责。

　　2009年8月12日，5家企业全体职工大会对重整计划草案“一次性”予以了通过。同样的局面也发生在2009年8月20日至8月23日，在“科弘系”企业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上，包括职工债权、税务债权、小额债权、有担保债权、普通债权、出资人共六个组进行了对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均以高票获得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