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知情权的另一面是大家担心彩票存在暗箱操作？

　　看了前面调查的结果，我觉得大家关注知情权并不是想去打听中奖者到底是张三还是李四，而是针对彩票机构的公信力，你这个大奖到底怎么开出来的？让大家知道中奖者是谁才是让人心服口服的第一步。

　　没错，就像这次3.59亿大奖开出来之后，就有不少人质疑，一般人谁会花176块钱一口气买88张同一个号码的彩票，这个举动本身就有些不合常理。看来只有中奖者现身说法，才能打消人们的疑虑。

　　我想大伙的质疑还有些别的原因，前些年的宝马彩票案就曾暴露出彩票行业管理的混乱。有了这个前车之鉴，这次看到3.59亿奖金也将被不明不白地拿走，大家心里就更有理由担心了。从根本上说，争取知情权的另一面，还是大家害怕彩票存在暗箱操作。

　　当大奖遭遇舆论普遍质疑时，人们质疑得其实并非是得奖个人，而是对彩票发行部门的公信力产生了怀疑。公众苦苦追寻的也并非是获奖者的个人信息；而是政府需要向公众公开的必要信息，比如资金收入及去向等。但是当记者打开中国福彩管理中心的官方网站却发现，在这里根本找不到相关信息。公众的知情权和获奖者的隐私权其实并不矛盾，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知情权却难以得到满足呢？

　　《彩票管理条例》起草人之一王薛红：“你比如公益金的使用的信息的及时和全面的公布这个方面(在条例中)是有要求的，但是具体怎么去公布，怎么去及时的达成这样一个目标，这个应该是说从条例来说他没有做到这么具体。”

　　王薛红，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所长，被称为中国彩票研究第一人，也是我国彩票条例立法的重要参与者。她认为，我国《彩票管理条例》的颁布实施，尽管为彩票事业的健康发展夯实了制度基础，但由于还缺乏细则的配套，所以严谨的信息披露制度也就无从谈起。而记者了解到，从2009年起，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开始执行福利彩票销售和筹集公益金的季度信息通报制度。这本是一件好事，但如今三个季度过去了，记者却只在一篇网络报道中，看到只言片语的几句关于一季度信息通报的报道。而与之对比的是我国香港地区的马会，在这里，每年十万元以上的项目都会详细的对外公布。

　　王薛红：“在信息的完整性上和信息的公开和透明度方面都是还是离我们社会的需求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而除了信息公开机制的严重不完善以外，王薛红还认为，彩票监管的执行能力还远不能满足现实需求。比如，财政部作为全国彩票唯一的监管者，但在《彩票管理条例》里，对财政部的监管职能甚至没有一个单一的章节。

　　王薛红：“第五条讲到了财政是监督管理部门，但是又同时谈到了民政是作为行政主管部门，那么怎么去理解监督管理和行政主管，都是管理，那怎么去理解，我想这一条就是说，实际上是我们目前还是在这个行业发展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些业内人士对此也表示出了担忧，因为真正监管福彩和体彩中心的是财政部综合司下的彩票处，一个处级单位去监管两个司级事业单位，而且监管手段粗放不完善，效果可想而知。而对比我国澳门地区，一个50万人口的城市，却有一个200人规模的博彩局来全面管理博彩产业。

　　王薛红：“这个问题也是我这些年特别希望达成的，就跟一个梦想一样，我也希望中国有一个专门的机构，类似于这种银间会、证监会我们要成立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机构来监督管理和推动这样一个市场的发展。”

　　正是由于缺乏这样的监管机构，使得我们的彩票发行机构兼有“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身份，而如此庞大的一项公共事务，监管一旦跟不上，就好比唐僧身边没有神通广大的徒弟，谁能保证妖魔鬼怪不去吃一嘴呢？因此王薛红认为，为了我国彩票业的长治久安，目前急需一套完善成熟相对独立的监管系统和行业标准予以保证。

　　王薛红：“因为在条例里头有明确规定，就是要推出标准，那么这些标准其实它包含了好几个方面的，一个是技术方面的一些标准这是一个科学研发的一个过程，另外还有管理程序上的一些标准，因为它是一种安全性能的一种保证，管理上不加强这种程序上的这种规范性的话，一定会出现这种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