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新兴市场经济复苏积累通胀风险。

　　首先，“金砖四国”等新兴国家复苏推高需求扩张型通胀压力。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2009年迎来了快速复苏，这一复苏导致需求扩张型通胀压力加大。

　　其次，上游原材料与中间品价格上涨推高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实体经济的复苏推动对上游原材料需求的增长，2008年以来衡量大宗商品价格的CRB指数与“金砖四国”的经济复苏过程基本一致。上游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最终推动PPI上行，而PPI的上行也会造成企业成本与价格的上涨，并最终加大未来的通胀压力。

　　再次，流动性过剩推高货币型通胀压力。为应对次贷危机，欧美日各国央行纷纷采取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利率政策方面，欧美日均采取超低的基准利率来扩大市场流动性。目前美国的基准利率为0.25%、欧盟为1%、日本为0.1%。在货币供应量方面，M1和M2同比增速是衡量央行货币政策宽松与否的主要观察指标。从欧美日三大发达国家经济体的货币供应量来看，M1同比增速持续位于高位表明欧美对于经济复苏的流动性供给仍然充沛，这可能对未来滞后的通胀走高产生推动作用。截至2010年3月，欧盟M1同比增速为10.87%、美国为9.46%，而日本相对较低，仅为1.03%。由于M2比M1更能反映企业对金融系统流动性增长的应对力，因而与CPI关系更为密切。次贷危机以来，欧美的M2与CPI的同比增速关联度很高。截至2010年3月，欧盟M2同比增速为1.71%、美国为1.45%，而日本为2.67%。

　　第三，欧美宏微观经济复苏未能同步。

　　首先，就业领域失业率居高不下阻碍消费者信心复苏。欧美日三大经济体的失业率从次贷危机爆发以后一直呈不断上涨趋势。虽然宏观经济政策能够在短期内带来“无就业增长型复苏”，但从中长期来看，如果政府的经济干预不能推动实体经济就业和消费重新启动，那么，非但前期的努力可能化为乌有，而且前期大量的政府流动性注入也会进一步推高通胀，形成最为不利的“滞胀”格局。

　　其次，个人消费信心不足影响房地产、个人消费信用卡市场复苏。从商业银行信贷中房地产信贷与个人消费信用卡信贷的撇账率和违约率来看，上述两大市场的复苏活力不足，这会对未来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再次，美国中小银行倒闭风潮阻碍金融经济体系复苏。中小银行同时兼具向个人消费者和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的功能，如果中小银行持续倒闭，那么，对中小企业投资增长、就业和消费者信心提升都将形成不利的冲击。从2007年初到2010年4月底，FDIC接受的倒闭银行数量已增至232家，其中2010年以来倒闭数量达到65家。

　　最后，企业领域投资信心不足影响经济回暖。投资者信心长期处于负数影响企业开工数量增加，而PMI指数也会因此而上行乏力，始终维持在50的临界值左右。而企业开工数量的不足也会阻碍就业，进一步影响经济复苏。

　　赤字与债务危机、通胀风险以及微观就业不足在不同程度影响着世界各国的复苏步伐。对于希腊等PIIGS五国而言，赤字与主权债务危机是目前经济出现“二次探底”的主要原因；而对于整个欧盟来说，赤字与主权债务危机仅仅是风险的一部分，货币做空投机压力与通胀压力加大、微观就业领域回升乏力等因素也需要引起足够的警觉；对于美国来说，经济过热带来的通胀风险、微观就业不足是其未来经济复苏出现反复的主要原因。此外，中小银行倒闭风潮、房地产市场复苏不足、个人消费以及信用卡市场有待复苏也是可能导致“二次探底”的风险因素；对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来说，经济过热带来的通胀风险是其经济重振的主要障碍，只要有针对性、有步骤地实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未来经济复苏的前景还是可以期待的。

　　未来的应对策略

　　记者：当前，在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尚不十分明确的情况下，中国应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连平：世界各国对于“二次探底”风险已经有一些措施出台：欧盟削减赤字公债、提升就业；美国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刺激就业；新兴市场货币政策紧缩抑制通胀……具体到中国，其应对策略则应根据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大小而定。

　　世界经济“二次探底”风险较小的情景主要包括：欧盟与IMF此次7500亿欧元援助机制发挥明显作用，希腊等PIIGS五国主权债务危机得到妥善解决，不会出现进一步扩散；而美国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胀压力得到较好控制，货币退出与财政紧缩政策未对世界经济复苏造成负面影响；欧美发达国家的就业状况逐步得到改善，消费者信心持续回升，房地产与信用卡市场逐渐复苏，中小银行倒闭数量逐渐下降。如果上述情景得以实现，那么，次贷危机复苏将会顺利开展，中国国内外的经济环境得到较大改善，前期经济刺激政策将会加快退出，尽早实施正常化。

　　而世界经济“二次探底”风险较大的情景则主要包括：欧盟与IMF援助机制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希腊等国内部对经济紧缩政策抵制力度较大，主权债务危机在欧盟内部出现一定程度的扩散，从而导致欧元区经济复苏中断，甚至出现新一轮的经济衰退；而新兴市场国家与美国经济过热较为严重，通胀压力进一步放大，或者货币政策退出速度过快导致经济重现紧缩；欧美发达国家就业状况迟迟不能得到好转，消费者信心不足，房地产与信用卡市场复苏乏力，中小银行倒闭风潮难以消退。

　　在此情况之下，中国国内外的经济环境将会较现在有所恶化，经济政策需在防通胀的同时继续维护经济增长。

　　在货币政策方面，防通胀与资产价格泡沫仍然是中国货币当局的首要政策目标。如果欧美发达国家为刺激经济复苏不采取加息政策，那么，中国仍可选择以公开市场操作与提高准备金率等数量型工具为主进行调控；如果美国选择加息，那么，中国也可以在利率政策方面有所跟进。

　　在汇率政策方面，欧美发达国家为了增加出口，提升就业，加速经济复苏，必然会在人民币汇率问题加大施压力度。实质上，这也是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来变相达到本国货币贬值的目的。中国应在保持人民币汇率政策独立自主的前提下，通过协商调解的方式加以解决。即便是要升值，也必须在中方主导下逐步可控地实施实体经济可承受的升值。

　　在外贸政策方面，虽然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已经逐步转向内外需并重，但是内需尚无法在短期内形成有效的经济支撑，如果外部经济状况恶化、出口产业部门受阻，中国经济的复苏将会受到直接冲击。而发达国家为了本国就业与出口经济复苏，必然会不断增加新的贸易壁垒，提高中国出口产业的成本。因而中国有必要采取加大贸易磋商和谈判力度，甚至到世界贸易组织申诉等措施，在“促内需”的同时“保出口”，即维持出口对经济稳定增长和增加就业的支持。此外，“限流入、促流出”，限制游资对中国经济冲击仍是政策的主导方向。 (姜欣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