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文化科技司长:对文化产品及相关范畴的思考(2)

　　五、文化产品与文化科技

　　在文化产品的生产中，已经提及其现实性问题是文化与科技融合的问题。之所以还要把文化科技的问题单列加以思考，是因为我们不能不把握世界文化发展的新趋势，不能不把握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不能不把握综合国力竞争中文化发展和文化传播的主动权。正因为如此，李长春同志才格外强调“正确认识文化与科技的关系，把运用高新技术作为推动文化建设、提高文化创新能力和传播能力的新引擎”。推进文化与科技融合，当前的总体要求是密切关注与跟踪科技发展的前沿，加大传统行业的技术改造力度，努力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积极运用数字化和网络化技术，发展传输便捷、覆盖广泛的新业态。当前，信息技术及产业的发展已成为当代文化产业变革的主要驱动力，一些信息产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已经逐步形成包括网络服务产业、数字游戏产业、电脑动画产业、移动内容产业、数字影音应用产业等为主的数字内容产业群，这些以网络、数字技术为核心支撑的新兴文化产业，已成为当前最具潜力也最具前景的文化产业。或许可以说，正是这些高新科技推动的新兴文化业态，会在未来的综合国力竞争中，成为最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文化力量。具体到当下的文化建设中：一是需要依靠科技进步改造传统文化产业，还要依靠其大力发展文化创意、数字出版、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拓展文化发展的新业态、新领域。二是需要依靠科技进步提升各类文化内容和艺术样式的表现力，要推动相关文化艺术领域装备制造技术和服务技术的发展，使民族文化资源优势，转变为文化产业的生产资料优势和文化服务的产品供给优势。三是需要依靠科技进步，特别是依靠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加快构建覆盖广泛、技术先进的文化传播体系和创新体系，切实增强文化传播力和文化感染力。四是需要依靠科技进步，全面推进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使之与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一起，提高文化产业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贡献。

　　六、文化产品与文化市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文化产品的生产，必然要思考文化市场的问题。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指出：“要繁荣城乡文化市场，培育各类文化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完善现代流通体制，加强文化市场监管，加快培育大众性文化消费市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也就是说，我们要加紧培育文化市场主体和市场体系，要加紧培育文化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要加紧培育文化消费市场和流通市场，还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要加强市场服务市场监管等等。就推动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而言，我认为要特别关注文化市场主体的培育和文化市场体系的构建。文化市场体系的构建包括“建立文化资产评估体系、文化产权交易体系，发展以版权交易为核心的各类文化资产交易市场，以及文化经纪代理、评估鉴定、风险投资、保险、担保、拍卖等中介服务机构”等，以上李长春同志的这段重要讲话指明了文化市场体系构建中的要点和难点。由于许多文化产品的价值难以准确评估，因而使得文化产权交易、文化风险投资、文化经营担保等市场体系构建还有待观念的突破和机制的转型。事实上，没有文化资产评估、文化产权交易、文化风险投资和文化经营担保的文化市场体系，我们的文化市场主体很难加以培育，无论是存量主体的重塑还是增量主体的孕生都是如此。培育文化市场主体，我们当前尤为关注存量主体的重塑。正如李长春同志所强调的：“对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核心是紧紧抓住转企改制这个中心环节，重塑文化市场主体，推动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从行政附属物转变为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我创新、依法运营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者。”在我看来，市场主体的培育和市场体系的建构将是一个互相推动、双向建构的过程，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将是我们盘活存量、使存量在兼并重组中扩张，从而成为“文化市场的主导力量和文化产业的战略投资者”的重要举措。与之相关，我认为我们还要特别关注“时间性市场”向“空间性市场”的观念转换。所谓“市场”，基本的内涵是可“市”之“场”，也即可以进行商品交换的空间。但我们一些传统业态，特别是舞台演艺业态的经营理念，主要是通过“办节”或参与“过节”来办市场，这种“时间性市场”不仅导致了市场的间歇性，还因为我们传统的“过节”理念使得市场有“场”无“市”。树立“空间性市场”理念的重要性，不仅是市场体系构建的本质要求，也是市场主体培育的内在取向。相对于 “办节”的时间性市场而言，空间性市场的特点是“办街”——纽约的百老汇、伦敦的西区都是这样的舞台演艺市场。“办街”作为空间性市场的培育，不仅消除了“办节”造成的间歇性缺憾，而且有利于市场主体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事实上，市场主体的培育(包括其发展进程中的兼并重组)也应强化“空间性”理念，继美国“好莱坞”、印度“宝莱坞”之后，我国江苏无锡正在培育的“华莱坞”就说明了这一理念的重要性。

　　七、文化产品与文化功能

　　文化功能是文化在满足人们需求时产生的作用，正如需求引领产品一样，功能会导航业态。比如在我们以“演艺业”为主体的诸多文化业态中，“游艺业”和“工艺业”在现时代得到了迅速攀升。“动漫游业态”(动画、漫画、游戏)作为当代“游艺业”的主体，一方面是高新技术的支撑，一方面也是文化功能的调整。在我们既往“认识、教育、审美”三合一的文化功能中，“娱乐”或者说是“游戏”功能得到特别的关注，这其实反映出人们物质生活水准提升后的本能心理追求。“娱乐”或者“游戏”其实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文化功能：一者中国自古便有“乐者乐也”“戏者嬉也”的主张，即便是主张“文以载道”也需要“寓教于乐”；二者文化审美功能中本身也包含着从“滑稽”到“崇高”的诸多层级，“游戏”心态也有着“游心纵欲”和“游目澄怀”的不同层次；三者“娱乐至上”和“游戏人生”毕竟只是部分人群在个别时期产生的特殊文化需求。正因为如此，胡锦涛总书记才要求“最大限度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要求“推出更多深受群众喜爱、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精品力作”。的确，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性统一”，取代了我们既往政治标准艺术标准的“两个标准”。这新增加的“观赏性”有两种说法：一种基于文化需求，说是“领导重思想性、专家重艺术性、群众重观赏性”；另一种基于文化生产，说是“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才有“精品力作”。也就是说，观赏性从文化需求来说与人民群众需求的文化娱乐功能有更深的关联，从文化生产来说则与高新科技推动的文化优质服务有更多的关联——高清观赏、虚拟观赏、互动观赏已成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观赏需求。在论及文化功能的娱乐、观赏等无形的精神需求之时，我们还应重视文化产品被人民群众日益认同甚至是追捧的有形的物质需求功能，比如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结合部，且既往更主要属于物质生产的“工艺业”回归为文化业态就是如此。“工艺业”成为当下重要的文化业态，基础在于人们对绘画、书法等文化产品既可观赏又可珍藏的特性，而其当下的升温又显然受到盛世珍藏热的感染。我以为，当下讨论文化功能，一是既要关注其无形的“文心”功能又要关注其有形的“文物”功能，二是既要关注其引导“民心”的功能又要关注其丰富“民生”的功能。这样，我们文化建设的领域才会越来越大，我们文化建设的影响也才会越来越大。

　　八、文化产品与文化评价

　　文化评价是一项必须进行但又难以进行的工作。文化评价可以有总体的评价也可以有局部的评价；就局部的评价而言，可以有文化产品的评价也可以有文化服务的评价；就文化服务的评价而言，又可以有公平服务的评价和优质服务的评价……这就是说，文化评价可以在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许多方面、许多层面甚至许多界面上来进行。我们这里要思考的主要是对文化产品的评价。对任何事物进行评价，需要有一定的标准，当“标准”只能定性而无法定量时，那其实只能是赖以参照的“坐标”。我们当下评价文化产品的坐标，一是着眼于产品的构成，二是着眼于产品的效益。如胡锦涛总书记在谈到“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时说：要“推出更多深受群众喜爱、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精品力作”，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一个“三性统一”，一个“两效统一”，就是我们综合评价文化产品的评价“坐标”。但其实，“三性”“两效”中，除“经济效益”可以量化外，其余评价要素都有一定的“模糊度”——正是这种“模糊度”导致了文化批评的“见仁见智”，也正因此而使文化批评和文化评奖有时让人觉得“可疑”起来。胡锦涛总书记说：“人民群众是文化产品的创造者和享有者，文化精品来源于人民群众，服务于人民群众，最终应该由人民群众来评判。”人民群众作为文化产品的创造者，是指他们的社会实践构成文化产品的表现对象；而人民群众作为文化产品的享有者，是指他们的文化需求应成为文化产品的价值取向。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最终应该由人民群众来评判”，指的是“文化精品”需要通过时间来检验，它与一时的发行量、出票率、收视率和点击率无关。事实上，优质文化产品的生产，还没有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而是靠一种“坐标”来倡导和引导。比如我们提出要关注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时，我们就说不要只生产“贡品”“奖品”而要注意其“商品”属性；又比如我们知道文化精品的创作生产不仅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种“选拔”，有的地方就对创作生产排出新品、优品和精品的序列。这个序列其实是把“文化精品”作为文化生产应当树立的一种理念和应当追求的一种境界，它排出的序列一要“推陈出新”创“新品”，二要“汰次择优”创“优品”，三才能“去芜取精”创“精品”。也有为我们的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进行着殚精竭虑思考的智者，他们认为我们的社会需要逐渐培养与建立权威的、强有力的思想、学术、艺术评价体系；认为这个评价体系的权威性靠的是参与者的道德良心、学术良心和艺术良心，靠的是评价者对于历史、对于祖国人民人类的责任感与独立思考。这就是说，虽然“文化精品”最终应该由人民群众来评判，但人民群众可以有也应该有他们的代言人，这便是那些“对于历史、对于祖国人民人类”有责任感和独立思考的评价者，这些评价者将使我们的“文化精品”最大限度发挥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至此我们也可以说，文化评价应当把文化产品是否具有“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作为一个重要“坐标”。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创作生产“最终应该由人民群众来评判”的文化精品；也只有这样，我们由“文化产品”引发的种种思考才有了最实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