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少将:千万不能背弃过去那些最珍贵的东西(2)

　　历史 中国共产党有一批“真人”

　　新京报：你刚才说到了中国共产党人。我之前看过王奇生的《革命与反革命》和杨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里面都写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国共合作的时候，共产党人的工作能力就远远强于国民党人，连孙中山和蒋介石都很佩服，这是不是因为共产党人献身和精神力量所致？

　　金一南：有的。一大的时候，毛泽东和李立三的发言举座皆惊，很有冲劲儿和闯劲儿，力量非常强。国民党当时已经官僚化了，老态龙钟。一旦官僚化了它的效率就极大降低。我曾经跟《建党伟业》的主创人员说过，一定要抓住共产党人年轻大胆的特点。当时的共产党人，年纪轻轻就办大事，年纪轻轻就丢性命，李大钊被绞死的时候不到38岁，毛泽东34岁上井冈山，周恩来29岁主持南昌暴动，博古25岁出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当时，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很可贵。

　　新京报：这种感觉，就好像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金一南：包括我们党的创始人陈独秀，他的叔父没有儿子，要把一大笔遗产给他。陈独秀当时在北大当教授，他叔父就派人从家里来找陈独秀，就说少东家我们北京还有几个铺子呢，你先把北京几个铺子看看。陈独秀勃然大怒，说这和我没关系，不是我的，老子要搞革命的，要革你们的命。

　　《建党伟业》原来有一句话，毛泽东跟他那个很好的女同学讲，我将来要么飞黄腾达，要么如何如何。我就说这句话必须得改，飞黄腾达是我们今天这些世俗人讲的，毛泽东那时是粪土当年万户侯，当时年轻人的热血和闯劲儿，你以为一官半职和十万两就能买到吗？

　　新京报：不符合他当时的精神状况。

　　金一南：当时的人非常值得我们现在学习，共产党人不要官不爱财。蒋介石，袁世凯也都不贪钱，袁世凯经手的钱无数，经常拿十几二十万两去贿赂别人，但是他从不给自己的家里攒钱，他死的时候家里没有多少钱。段祺瑞死的时候，家里也是穷嗖嗖的，都是这个劲儿。当年，这些人看钱就跟粪土一样。当时之所以能够搞成事儿，就是因为他们都是这样的人。

　　黄埔军校门口挂着对联写着就是“升官发财请走别处，贪生怕死莫入此门”，这是黄埔精神。蒋介石北伐的时候，之所以一批军阀都不是他的对手，就是凭着这种精神。所以我说黄埔军校建校时间最短，师资条件最差，办学条件最简陋，但是产生了一大批国共名将，就是因为它的黄埔精神，一扫当年旧中国的颓丧萎靡之气。像我在书里写的，当时武汉的街头富商都在呼喊世界革命万岁，当时是整个一个革命气氛，跟21世纪是完全不一样的。后来蒋介石也很恼火，他说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就剩你们这帮贪钱贪房子的人，把我大陆给丢了。　

　　历史不能重复，但是你要看我们怎么走过来的，我们有过那样一种状态。现在我们抓到党内的腐败分子，说在北京弄个房子里面大箱小箱装的都是钱，他在北京最痛快的事情就是到他的房子里把门一反锁，坐在里面看着钱抽烟。你看看今天这人的追求。

    警示 今天的危险不是来自外部

　　新京报：你觉得你这本书能给现在的共产党员提供怎样的警示？

　  金一南：2009年被评为最牛话语之一的那个河南规划局副局长陆军质问记者说，“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你看陆军研究生学历，正处级别，是党培养的干部，这种人连党怎么取得政权都不知道。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没有那么多牺牲，你能取得胜利吗？把我们的根都挖了。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之后，有人认为党与人民的关系就是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我们今天政权的危险不是来自外部，最大的问题来自内部，像陆军这种人丢掉了党的基础。

　  新京报：所以我们现在要重温党的基础？

　  金一南：我2001年在美国讲学的时候就有一个美国军官提问说，你们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政权应该是选出来的，你们政权的合法性在哪里？我当时就问他，美国建国的时候13个州，现在50个州了，你说后来那些州哪个是通过选举选出来的？打印第安人，打墨西哥人，打西班牙人，一个一个州去征服，或者去收买，一个金钱一个武力，哪个是你们选举选出来的？那个军官回答不上来，我看他美国历史还没有我知道的多。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时候50多个党员，建军的时候800多人，国内资源国际资源全在对手手里，后来却夺取了全国政权，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根本没有这个可能。人民群众不知道投票，但是他们用小推车支援，参军，人民群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投了票，支持这个政党和政权。像陆军这种年轻干部丢掉了党的基础，好像为人民群众做点好事报纸一登就是恩，其实这是应该的，不做是不对的。很多老同志看了我这本书很感慨，很大原因就在这里，相当于一种重温。很多年轻人看了这本书之后说，原来共产党也挺不容易的，到了今天付出了很大代价，他们有他们的道理。我给党史研究室的欧阳淞讲这句话的时候，他非常感慨，眼泪差点掉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