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张元隆案:开放政策逆转 禁海令再出台

　　康熙四十九年，享有“天下清官第一”美誉的张伯行与江南官商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而康熙帝对此案的处理则让我们看到处在“盛世”之下帝王的选择。

　　康熙四十九年（1710），江苏巡抚张伯行在查勘当地船队及其对外贸易的过程中发现，大海商张元隆与两江总督噶礼互相勾结，贩卖大米出洋贸易。张伯行直言上奏，而噶礼则反参张伯行公报私仇，此案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朝野为之侧目。在此案中，享有“天下清官第一”美誉的张伯行与江南官商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而康熙帝对此案的处理则让我们看到处在“盛世”之下帝王的选择。

　　办案过程中相互弹劾

　　张元隆，上海县人，家拥巨资，在各处开设洋行，数十只商船经常贸易往来于东、西洋及关东等处，是江浙沿海有名的大海商。当时每造一船，需银七八千两，张元隆实力雄厚，于此可见一斑。

　　张元隆常以洋货贿赂官员，其贸易活动长期得到官府的庇护。他曾通过其弟张令涛（两江总督噶礼的女婿）向噶礼行贿，贿赂品足足装了10多船。作为“回礼”，噶礼调用水师战船，以缉私为名，帮助张元隆偷运从苏州采购的大量稻米到宁波，而后将稻米转移到张元隆的商船上出海贩卖。按照清朝的律例，用战船运送稻米，仅限于官方运送赈灾物资和异地调剂供应等需用。张元隆借用战船运米，避开海关盘查，顺利实现了卖米牟利的目的。

　　当时官方并未禁止出口稻米，做稻米生意的也不仅仅张元隆一家，但张元隆以重金贿赂噶礼，用战船运输稻米，引起了张伯行的警觉。张伯行认为，张元隆是海贼的帮凶，其贩卖稻米出洋，除了赚钱，还有资助海贼的可能。然而，这些怀疑始终缺乏证据。尽管如此，张伯行还是呈上奏折，弹劾噶礼受贿和纵容张元隆贩卖稻米出洋，并下令逮捕张元隆及其属下船主，进行审查。

　　张元隆不堪牢狱之苦，竟病死狱中，还有12名船主耐不住严刑拷打亦相继毙命。如此一来，张伯行不仅陷入死无对证的被动境地，还有草菅人命之嫌。不甘示弱的噶礼也在此时向康熙帝上奏辩白，说张伯行因与自己有仇，便假借张元隆案公报私仇，并使很多受牵连的人死于狱中，造成恶劣后果。

　　事态发展至此，康熙帝派赫寿前往调查。这位新任的两江总督认为，张伯行指控张元隆、张令涛等人是海贼并无实据。康熙帝后来又派吏部尚书张鹏翮及副都御史阿锡鼐前往复审。张鹏翮也有清官之名，但他并未袒护张伯行，而是一再审问调查，令张伯行无力应付，只好“自认诬参”。

　　康熙五十四年（1715）七月，张鹏翮奏陈张伯行诬陷良民、枉奏海贼、挟诈欺公，应处以斩监候（即死刑缓期执行）。康熙帝谕谓：“噶礼才有余，治事敏练，而性喜生事，屡疏劾伯行。朕以伯行操守为天下第一，手批不准。此议是非颠倒！”下令九卿等再次察奏。后又谕称“噶礼操守，朕不能信”，若无张伯行，江南就被他盘剥了一半了。康熙帝虽远在京城，但对此封疆大吏互相弹劾之案，看得非常清楚，他明白派去查案的官员必“为噶礼所制”，在康熙帝眼中，“张伯行操守虽好，而办事多糊涂执拗之处”。九卿等认为，噶礼与张伯行同时担任地方最高长官，互相弹劾有失大臣体统，都应撤职。康熙帝怜惜张伯行廉洁清正，命其留任，噶礼则按议罢官。为了使江南官场不至于陷入混乱，他将张伯行调进京城，命南书房行走，署仓场侍郎。

　　张伯行对张元隆的追查，体现了其国事至上的责任心。虽然他触犯了江南高官的利益，被江南官场孤立，但他为官清廉，声望很高。在他被革职的时候，苏州民众竖起黄旗，赴张鹏翮公馆，请求保留其巡抚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