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张元隆案:开放政策逆转 禁海令再出台(2)

　　案件的复杂背景

　　张元隆案的发生，有其复杂的时代背景。

　　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台湾后，清廷便逐步取消了“迁界禁海”政策。作为外贸开放口岸之一的上海，得太湖之便利，丝织品资源丰富，海上贸易极其繁盛。康熙四十六年（1707），清廷又取消了不许民间私造双桅以及多桅海船的禁令。这些都推动了造船业的发展和商船队的兴起。

　　进入18世纪，自给自足的中国自然经济，加之较小的大众购买力，导致对海外商品的需求有限。而深受西方市场欢迎的中国茶、南京布和中国瓷器，则大量出口，源源不断地换回白银。于是，在中外贸易中，中国长期处于出超地位，中国市场似乎成为全球白银流动的终点站。

　　然而，白银大量内流，必然引发通货膨胀，虽然其带来的物价上涨是温和的，但一旦累积多年，涨幅也是很明显的。康熙帝当然无法把白银内流与米价上涨联系起来，但他敏锐地注意到：“朕前巡幸南方时，米价每石不过六七钱。近闻江浙米价，每石竟至一两二三钱。”在他看来，“天生物产，只有此数”，如果稻米大量出口国外，国内一定供给不足，米价也就必然上涨，不利于社会稳定。特别是米价上涨发生在素称“鱼米之乡”、曾经激烈反抗过清廷征服的江南地区，更令他寝食难安。

　　当时，虽然国家已经统一，但南方及海外反清势力，仍是清廷的肘腋之患。18世纪初对外贸易的扩大，使康熙帝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因此，张伯行奏陈的“内地之米，下海者甚多……其载往千百石之米，特为卖与彼处耳”的说法，引起了康熙帝的警惕。在他看来，“米粮贩往福建、广东内地尤可，若卖与外洋海贼，关系不小。”他担心张元隆这样的大海商串通海外反清势力，为了牟取暴利，把稻米出口给后者，威胁清朝对东南地区的统治。于是，张伯行禁止稻米出口的建议，在张元隆死后的第四年被纳入了《大清律例》的例文：“至渔船出洋，不许装载米、酒……违者严加治罪。”乾隆元年（1736），这条例文又被具体化为：“奸徒偷运米谷潜出外洋接待奸匪者，拟绞立决。”

　　康熙帝由此而对江南官员与地方绅商卷入海外贸易产生了极大的不安。于是，之前的开放政策在此时发生了逆转，康熙帝坚决地罢黜噶礼，也是给江南官员以明确的警示。

　　帝王决策背后的得失

　　就在张伯行不遗余力地追查张元隆船队的同时，英国东印度公司正高举米字旗，在全球大肆扩张，为工业革命进行着市场开拓和资本积累。倘若清廷在打击张元隆与噶礼官商勾结走私出口大米的同时，支持合法的对外贸易行为，并为之创造宽松的贸易环境，将对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开拓海外市场非常有利。特别是在18世纪中国土地与人口矛盾日渐突出的形势下，拓展海外发展空间存在十分迫切的客观需要。

　　但是，清代的中国却始终未能走出这一步。康熙帝把政治稳定放在第一位，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牢牢控制江南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讲，康熙放弃了一次有可能突破经济和社会发展瓶颈，推动中国社会向近代转型的契机；放弃了一次依靠民间经济力量控制东南亚贸易航线，从而重构中国东南海疆国防线、开拓中国经济增长新空间的良机。

　　张元隆案后不过年余，清政府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再颁“禁海令”，规定内地船只不许到“海贼之薮”的南洋进行贸易，张元隆案实际上成为南洋禁航的前奏。当时南洋一带为西方殖民势力所控制，康熙帝更加害怕西方殖民者支持江南势力的反清斗争。之后，清朝在对外贸易问题上逐步走上闭关锁国的道路，直到1840年，古老帝国的大门终于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摧开。张元隆的海商船队成为那个时代的牺牲品，而这绝不仅仅是一支船队的悲剧。

　　作者简介

　　唐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在清代康乾盛世、北洋舰队、近代城市住房以及黄河水利史领域有一定研究。出版专著3部，发表学术论文及各种作品5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