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高稿酬：热烈掌声后的“冷思考”

　　《收获》《上海文学》大幅提高稿酬引发热议———

　　期刊高稿酬：热烈掌声后的“冷思考”

　　上周，上海市作协《收获》《上海文学》两杂志将于今年最后一期大幅提高稿酬的消息一出，迅速引起学界及各方媒体关注。从1990年代开始，长达十余年没有变动过的文学期刊稿费，此番一经调整，就比原有稿费提高2至5倍。上海文学期刊的这一举措，无异于向平静的湖面投入一颗石子，引起涟漪成为必然。

　　记者在对北京、江苏、浙江、湖北等地的《人民文学》《当代》《十月》《钟山》等文学刊物主编进行采访时，尽管他们有的明确表示“会根据市场行情，该跟进的时候就跟进”，有的表示“羡慕，但涨不起”，还有的表示“不会因为别人涨而自己跟着涨”，但“现有稿费标准过低，提高稿酬是好事”是大家的共识。隶属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的《十月》杂志常务副主编陈东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主要期刊的稿酬相差不大，我觉得这次提高稿酬后最终大家的稿酬标准也会差不多。那么，“高稿酬”是怎么涨起来的？

　　文化专项资金：专款专用

　　记者了解发现，目前国内主要期刊的稿费标准一般在千字80-100元，这一标准是上世纪90年代末形成的。“其实当时也没人定，有的刊物稿酬提高了，大家也就按这样的标准。”十几年过去，“白菜的价格不知涨了多少倍，房子的价格也不知涨了多少倍，唯有稿费没有涨。”为什么不涨？“不是不想涨，而是涨不起！”

　　去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全国近千家文学期刊中，发行量过万份的不超过十种。文学期刊的运营状况由此可知，而稿费的支出不得不受期刊整体运营情况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办法提高”。尤其是近年来，印刷费、纸张费普遍上涨，也给杂志的运营增添了压力。坊间有不少人认为，隶属文联、作协的文学期刊，有财政拨款“养”着，还会靠发行量“吃饭”？记者采访发现，国内的主要文学期刊，比如《收获》《人民文学》《钟山》等，大部分“自负盈亏”，即使部分期刊有“财政差额补贴”，但其只占维持杂志整体平稳运营经费的很少一部分，在市场化的社会环境中，它们也在寻求各种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以杭州的《西湖》为例，他们与外界的合作便有与中国移动合作“手机文学”，与天涯社区合作“在线阅读”，还将于明年开通“收费阅读”，与吉林出版集团合作建立“天涯图书工作室”等。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靠杂志自身大幅提高稿酬不现实。”《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说。前不久，新华社来上海进行文化工作调研，文学期刊经营中的困难被反映后，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到上海作协调研、座谈，随即就做出决定：用文化专项基金给予扶持。“每年给《收获》《上海文学》共200万，持续三年。”程永新说，由于《收获》有长篇小说增刊，篇幅比较大，资金方面会稍微有所倾斜。“这笔款项是专款专用，只用于提高作家稿酬，不能另作他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责成上海市作协给予监督。”

　　诚然，一个文学刊物的竞争力及其品质与稿费并不直接挂钩。“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有作家甚至说，即使没有稿费我的作品也给你们。这是鉴于友情和对《收获》的肯定。尽管优秀作品的价值并不是通过稿酬完全体现的，但至少体现对文学作品价值的重视，这样对吸引优秀作家作品还是会起到很大作用。”程永新表示，在即将推出的本年度第六期《收获》中，将刊发巴金与曹禺的几十封通信，“像这种非常珍贵的有文学史料价值，可以看到两位文学大师心灵轨迹、思想脉络的作品，我们的最高稿费肯定会向这样的作品倾斜；还有专栏文章，作者付出了很大的精力，比如李辉的《封面中国》，他走了很多图书馆，还自己翻译了很多外文资料。我们也很看重。”

　　如何看待“提高稿酬”？“2至5倍”的涨幅是怎么规划出来的？或许有人会想，这应该是根据现有市场行情定下的标准。如果是这种想法，程永新的回答会让你吃惊：“根据拨款数额”。一年100多万的拨款，决定了《收获》从今年最后一期开始的稿酬标准，而这个“根据拨款数额”决定的稿酬标准也极有可能成为文学期刊稿酬的“市场价格”。这听起来多少有些不可思议，但也让人若有所思：在市场经济时代，绝大部分文学期刊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力所能及的事。如果没有相关的扶持，稿酬会在这个时候增长吗？如果政府的扶持不是每年100万，而是50万，即将形成的稿酬市场行情还会是千字200至500元吗？“作为文化品牌，政府的扶持很重要。”程永新说。而《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也表示，就刊物来讲，某种程度上在中国就是公共文化平台，这个平台承担着凝聚、挖掘、体现一种文学原创力的作用。假若明天没有《收获》，没有《人民文学》，这个国家会不会损失一些东西？我想还是会的。在这样一个意义上说，一些重要的文学期刊是我们文化中基础性的公共设施，对于基础性的公共设施，政府给予一定的扶持和资助是很正常的事情。

　　高稿酬吸引好作品，好作品吸引更多的读者，读者多了，发行量就上去了。在这样的“理想状态”下，文学期刊的经营或许会展现新面貌。“这样的账可以算，也可以不算。”李敬泽说，在上海刊物增加稿费这件事上，我觉得，上海市委绝不是为了解决期刊的经营困难问题，它是上海市委从文化发展的全局和战略所做的一项举措。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认识这样的一些文学期刊在我们的文化发展战略中所占的位置、所起的作用。上海做这样的决定，实际上突出、强调了《收获》这样的刊物，作为上海的文化名片，作为城市的一个文化的基础的原创平台，所具有的战略价值。从这方面说，我觉得上海给我们的其它很多地方，都提供了很重要的启示，有助于我们越出原来的传统思路，比如老在考虑文学期刊的生存到底是不是困境，经营到底困难还是不困难，重新思考一些问题，比如对于有着几千万人口的上海，有这样一份文学期刊，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有这样一份文学期刊，对我们的文化发展到底起着怎样的作用？我觉得提高稿费的决定，如果说值得我们思考、值得我们讨论的，还是这样一个问题。

　　《芳草》主编刘醒龙用“羡慕但也不是特别振奋”来形容自己对上海提高稿酬一事的看法，在他看来，这只是在文化建设中早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情。

　　在目前对此事的诸种热议中，有一种看法引起记者注意，评论家解玺璋撰文称，《收获》《上海文学》在政府资助下提高稿费，“提供了一种模式，会让其他省市群起仿效，这在遍及全国的文化建省、文化建市……的热潮中，很容易被有些人忽悠成政府掏钱的理由。”在一片叫好声中，这种“善意的提醒”或许也应该为我们所重视，所思考。

　　记者 陈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