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与江南社会：清季诗歌的双重“意象”

　　鸦片战争后，清季士大夫们通过诗歌，艺术性地描述了鸦片战争与江南社会的那段孽缘。后人可从中审析作者的心态与历史的环境，增进对这场战争的了解。

　　战争环境下江南百姓的生活与精神状态是诗歌首先关注的内容。如1842年的南京，讹言传夷人将至，江宁将军德珠布即令闭城并构筑工事。过早的交通管制增加了百姓的恐慌情绪，先已自乱。“入城出城两不得，道旁颇有露宿儿。”（金和《守陴》）此时英军距南京尚有百里之遥。镇江城破，丹阳人心惶惶。“太守县令各传语，张官渡口险可拒，亟塞破船作防御。”（陆嵩《焚盐艘》）百姓已失去信心。对于汉奸行径，江南官府高度警惕。但矫枉过正，出现了很多滥指为奸、公报私仇的冤案。南京城内，“叩头妄指讐人家，一时冤狱延蔓瓜。”（金和《募兵》）民族之怨也裹杂其中。镇江驻防副都统海龄对有嫌疑的汉民肆意戕害，一些汉族百姓为求自保，不惜登城呼救，盼英军破城。“枉民无故诛良善，揖盗翻教召寇兵。”（无名《京口驿题壁》）如此防民，令人心寒。

　　鸦片战争造成江南人口的减少与被动迁徙。如英军掠定海后，“舟山孤县东海东，兵燹之后人烟空。”（赵函《哀舟山》）镇江城破，侵略者进行屠城。“满城炮火摧墙堧，积尸盈路骸不全。”（杨棨《盂兰盆歌》）江南人对西方人的认知与交往远不如粤人，故对其描述也成为诗歌的主要部分。“白鬼黑鬼发毛卷，秽若负涂纵于豜。”（杨棨《盂兰盆歌》）厌恶之情跃然纸上。更多的江南百姓是通过侵略者的暴行了解这些“化外之人”的。占领城市的英军大肆抢劫与抓夫，勒索赎费。“鬼来捉去要钱赎。”（姚燮《捉夫谣》）并在各地抢劫富户典铺，“绅商铺典召寇兵。”（无名《闻警纪实》）

　　战争使江南沦陷区的社会经济遭受了重大的摧残。“可怜几辈经营力，付于江头一夜潮。”（严鈖《感事》）农业生产完全破产。“江南禾黍地，半为芦荻州。”（黄燮清《雨》）社会秩序荡然无存。“逃户炊烟空，劫掠尽鸡狗。”（贝青乔《过余姚县》）游兵溃勇的劫掠奸暴之罪行，随处可见。“溃卒仓皇工劫掠，残民潦倒避诛求。”（吴嵰《吴淞口》）英军入江南，有割断大清财源命脉之虞，“财赋三吴地，频年水逆流。”（孙衣言《出师四首》）财源之地顷成资敌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