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近代报刊现身香港(图)

　　鸦片战争之前，由于清政府禁止外国人来华传教、办报，西方传教士只能在澳门、马六甲等地活动。他们创办刊物，利用刊物传教，以克服语言和空间障碍。在西方宗教打开对华传教大门的“开拓期”， “文字播道”被视为有效的传教方式。

　　鸦片战争前：外国人办报为传教

　　教会初时所办的刊物，基本上是为传教服务，但是数量十分有限，截至鸦片战争之前仅办了6份，若包括有些在上海、广州私自出版的英文刊物，也不过11家。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后，教禁、报禁解除，外国人开始涌入中国办刊物。从1842年至19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华大地共办起170种报刊，相当于鸦片战争前的10倍，占同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以上。当时的香港和上海，是外报出版的两大中心。

　　鸦片战争后：香港报纸有新闻、有言论、有广告

　　鸦片战争前后，外国人在澳、穗、港所创办的报刊，绝大多数是英文或葡文报刊，创办人是传教士或商人；办报目的是传教、宣传西方观念，经商、报载商情，刊登葡英政府的公告法令，作政府的喉舌，以及收集中国内地情报。这些报刊的读者，绝大多数是西方人士及极少数懂葡文、英文的买办。1853年8月1日，英国传教士在香港创办第一份中文刊物《遐迩贯珍》。由于排除了文字障碍，该报拥有大量中国读者，开创了香港中文报业时代。该刊虽为教会刊物，但其内容却首为政治，次为文化科学知识，最后才是宗教，这反映了鸦片战争后外国人所办中文期刊对华宣传重心的转移。

　　香港割让后，外国人有在香港传教、办报的自由，一批原在澳门、广州及南洋各地创办的中文刊物，纷纷迁到香港。“文字播道”可以与其他形式的传教方式并举，因而，宗教人士办报目的及宣传重心随之改变。这些近代报刊有新闻、有言论、有广告，公开发行，属于新型的近代报刊，与中国几千年来从“邸报”到“京报”的旧式报刊相比，有着根本的不同。

　　香港报刊影响近代中国

　　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方汉奇指出：中国近代化报刊的孕育、诞生和发展，都与香港有密切的关系。回顾西方传教士在澳、穗、港创办刊物的历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香港报业在中国报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近代报刊的源流之一在香港”，“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报刊和最早的一批日报当中，就有不少是在香港创刊的。”“中国近代化报刊的孕育、诞生和发展，都和香港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近代报刊，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贵产物……是产生中国近代报刊的滥觞。”方汉奇教授的这些结论，已为中国新闻史学界普遍认同。

　　香港近代报刊对中国的影响，由宗教、政治、经贸，发展到文化及社会各方面。研究鸦片战争与香港的关系，向来侧重于鸦片贸易、香港割让等丧权辱国之事，而较少从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来考虑，从报业史的角度来探讨的更少。如今，英国人走了，香港回归了，特别是在资讯时代来临之际，这种跟不上时代潮流的状况应该改变。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谷城系香港珠海学院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亚洲研究》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