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借用鼠疫外壳 建构我心目中的老哈尔滨

　　茅盾文学奖得主5年磨出新长篇，聚焦百年前哈尔滨大鼠疫，接受本报专访

　　迟子建 失落后留住时光 苍凉中感悟生死

　　迟子建 1964年生于黑龙江省漠河县，1983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小说集《逝川》、《雾月牛栏》、《清水洗尘》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冰心散文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现任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新作《白雪乌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距离上一部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面世已经过去了5年，迟子建终于又带来了《白雪乌鸦》。单看书名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是一本写鼠疫的书，翻开书，嗅着遍布的苍凉感，偶尔也会有透不过气的感觉，才逐渐明白为何要起这样的一个题目。一向低调的迟子建不久前来到北京接受了记者专访，讲述了她对生命和时间的理解。

　　新作 用鼠疫建构老哈尔滨

　　新京报：在写《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时候，你调动了很多自身记忆，很多内容是自己童年生活的素材，而在新书《白雪乌鸦》里，是一个你完全没有经历过的时代和事情，为什么想要写这样一个题材？

　　迟子建：我写了这么多年了，如果都是一个旋律那是很可怕的。同时我所有的作品都是有延续性的，但是题材和写作难度又都有变化。我喜欢渐变，一个作家一成不变很可怕，但是突变也很可怕，突变往往有功利色彩。而艺术创作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最可怕的是硬变，一定要怎么样变一下，那注定会使作品显得生硬，不伦不类。《白雪乌鸦》的题材和写法，跟我以往的作品虽有不同，但更多的还是文学和审美上的延续性。

　　新京报：那这本书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迟子建：我借用鼠疫这个外壳，建构了我心目中的老哈尔滨。这种集中在一地演绎故事，比写《伪满洲国》更难一些。因为《伪满洲国》的舞台有很多座，可以给各色人等充分的亮相机会；而《白雪乌鸦》的舞台只有一座，出场的人物却没因此减少，你要想让观众记住他们，就得在谋篇布局上更花心思。

　　新京报：你在写《白雪乌鸦》里的死亡时，都是个体化的死亡，每个人来去的前因后果都交代清楚，这样写是不是比写群体化的死亡来的震撼更大？

　　迟子建：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人都是有背景的，比如傅家甸的百姓，很多是外来的流民，从山东、河北过来的，他们每个人又都有不同的身份和背景。比如书里写到的一个太监，为什么他会希望鼠疫蔓延下去，因为他失去了做男人的尊严不说，在宫中还受尽欺凌，所以他仇恨这个世界。不交代清楚他的身世背景，就说他希望鼠疫蔓延，是毫无道理的。

　　新京报：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鼠疫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很紧张。等到高潮时，人们反而不怕了，该吃就吃该玩就玩，你怎么看待人们这样的心态变化？

　　迟子建：人性是特别复杂的，每个人的身世遭遇不一样，所以对鼠疫的态度也不一样。有的人甚至希望死，因为他们生活不如意，希望到另一世有更好的将来。但是从心理学角度，一场灾难突如其来，比如非典和甲流，是不是起初都是全体恐慌？我想人们面对疾病的传播，一定先是惊恐，人人自危，但是一旦它蔓延开来，周围人不停死去，这个时候生的力量就会顽强抬头。因为在鼠疫当中，生活还是要继续。当生的潜流涌现的时候，恐惧感会减轻。但是当又一轮的死亡高潮到来的时候，人对死亡本能的恐惧又上来了。

　　我在小说中，写到了人情绪的这种反复。而每个个体对待灾难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有的人吓疯了，冻死在街头；有的人泰然处之，无所畏惧。如果一部作品，所有的人物都是一个腔调，那就不正常了，小说也就失去光彩了，因为人性要多复杂有多复杂。

　　生死 童年世界永久陷落

　　新京报：不停地写人们死亡的时候，写到后来是麻木了还是更沉重？

　　迟子建：麻木不可能，小说家写到麻木，那就对作品失去掌控能力了。不可否认，进入鼠疫情境后，不断地描摹死亡，心里有强烈的压抑感。但当我写出死亡当中的活力时，我的身心又获得了解放。

　　新京报：我觉得你写的时候还是留情的，你喜欢的很多都没写死。

　　迟子建：但也有很多我喜欢的人给写死了呀，比如周济家祖孙三人。生活可能就是这样，俗话不是说吗，好人不长寿，赖人活不够。(笑)我想一场鼠疫也是这样，未必留下的都是好人，未见劫走的都是坏人，所以我的作品也应该这样。小说中有一个女人叫于晴秀，她在鼠疫中失去了公公、丈夫和孩子，可在小说开篇，我写她怀孕了，就是想在鼠疫结束时，让她的孩子降生，不然她的未来太黑暗了。

　　新京报：你在后记里提到，写作过程里自己经历了外婆去世。也提到外婆的逝去是自己童年生活的完结，我觉得这样说挺特别的，大多数人童年世界早就远去了。

　　迟子建：我是在北极村出生长大的，每年差不多都回去看我外婆，她对我影响特别大。她活着，我觉得自己还是她的外孙女，没有长大，在她膝下，哪怕我都四十多了，仍然觉得自己是个小女孩，可是她去世了，我觉得自己一下子老了，我的童年世界永久地陷落了，非常伤感。因为童年是生命中最美好的阶段。所以外婆去世后，我再进入长篇中，心中弥漫着苍凉感，能更深地理解生死了。

　　新京报：这种荒凉感又和你写的《白雪乌鸦》交织在一起。

　　迟子建：对，和写作《白雪乌鸦》的心境特别吻合。

　　抵抗 在作品里留住时间

　　新京报：你自己怎么看待时间流逝？

　　迟子建：时间谁也不能改变，人一天天老去。你只能跟着时间去走，你不可能抗拒时间。做作家的好处，也是能在作品里留下时间。你要看我十几年前的照片，那时候还没有多少皱纹呢。现在呢，面对镜头时，脸上的皱纹就绽放了。但是我在作品中，留住了青春，这让我很欣慰。作家非常幸运，能复原一段历史，留住一些人，你的所思所想，都可以在作品中驻留。哪一个作家能生活在真空中？人总是要衰老的。我要是有幸活到八九十岁，我可以说起自己35岁写了《伪满洲国》，说起40岁时写了《额尔古纳河右岸》，说起45岁写了《白雪乌鸦》，然后还有未来的年龄段的未来作品。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你拥有了时间。我对人生的看法是，生命的过程就是苍凉的，我是个悲观主义者，正因如此，就积极生活，善待自己和他人。你听现在窗外的乌鸦叫得这么欢，可是它们又能活多久呢？丹顶鹤算是鸟类里寿命比较长的，和人的寿命大致相等，但它们也不能在青山绿水中长存。大自然的生灵尚且如此，何况人呢。

　　新京报：所以要在写作里留住时间？

　　迟子建：是的。我热爱写作，虽然写了这么多年，出了那么多作品，可我对自己依然不满足，对生活总有新的感触和发现，有表达愿望。作家写作，很像恋爱，如果一个题材让你怦然心动，你是不可能不沉浸其中的。

　　新京报：写成什么样就会满足？

　　迟子建：不知道，我希望自己永远不会满足，这样依然能在艺术的天地中徜徉，这在苍凉世间，无疑是一种幸福。

　　异类 每年坚持写中短篇

　　新京报：大陆很多作家成名以后，只写长篇，但是你始终还在坚持中短篇写作。

　　迟子建：我每年坚持要写中短篇，尽管这个经济回报低。中短篇考验一个作家的洞察力，是特别好的手艺，这一门手艺丢了的话，得不偿失，我不管它市场是否好，都会持续地去写。而我在中短篇上投入的热情和精力，不会亚于长篇。不过，好点的消息是，最近几年我的中短篇集，在市场上销售还不错。

　　新京报：你觉得一个作家是否应该兼顾中短篇和长篇的写作？

　　迟子建：每个作家想法不一样，我会一直兼顾，不是所有东西都要写成长篇，有的就是中短篇的题材，把很短的东西拉长，没有道理，也是浪费才情，也降低了写作难度，把短东西拉长很容易，但我认为任何长篇都要把水分拧干。作家还是要依据材料内涵决定作品长度，我不相信生活里永远是长篇题材，我们不能因为长篇的热潮而放弃了中短篇的写作，而且我在写中短篇获得的快乐，非常大。

　　新京报：而且你这些年始终坚持在故土写作，不太在一线城市生活。

　　迟子建：我喜欢在末线城市生活。(笑)不是刻意怎么样，只不过因为自己生长于“末线城市”。写作只要自己有一支笔，有思想和才情，在世界任何一个黯淡角落都可以写作。我的故乡人烟稀少，自然广阔，适合我这样的人生活。比如我们小县城也就三五万人，我住的房子能看见山，闻到青草的气味，而我喜欢在靠近大自然的环境中生活，那种生活非常舒服。如果在北京，我会犯愁怎么活啊，房子那么贵，空气污染那么严重，到处是人，永远迷路。但我也不是抗拒城市生活，我也在哈尔滨生活，基本在哈尔滨一段时间，就要回老家透透气。

　　新京报：会不会有孤独感？

　　迟子建：写作的人不会孤独，你周围有那么多笔下的人物陪着你呢。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想到写作会是万众瞩目的事业，它不过是给自己找了一个默默的伴侣。我走在自己的路上，管它风雨雷电，前行的脚步是不会受到阻碍的。在进入写作时，我是个很执拗的人，一切以人物为主，这个时候，我就是人物最忠诚的仆人。

　　窗边有鸦鸣

　　- 记者手记窗边有鸦鸣

　　本来已经请了年假，听说迟子建要来北京，就又硬生生多留了三天。

　　上一次见她还是在几年前聂华苓的新书发布会上，她从哈尔滨赶过来，在众人中并不显眼，话不多，只是安静坐着。

　　在安静地方呆惯了的迟子建这次到京的第一晚没睡好，因为房间临街，太吵了。第二天在她换了的酒店房间里，她一坐下就开心地说，这个房间真好，不临街，安静，还能开窗户。她接着又对同行的出版社工作人员说，你就躺我床上休息休息，没关系的。

　　凭想象，我总是不自觉把她的性格引向江南小女子的婉约状，皆因她的外貌。可见了面，举手投足与话里话间的豪气，你终于又想起来，喔，她来自那么冷的黑龙江。

　　聊天时，窗外有几只乌鸦飞过，几声鸦鸣传入耳中，却与当日的聊天话题甚为贴切，她有些惊喜。

　　这几天在邮件里，她说哈尔滨已经很冷了，他们开始猫冬。谁知道这个即将到来的冬天，她又会猫起来写出些什么好东西呢。

　　C14-C15版/采写/本报记者 姜妍

　　摄影/本报记者 孙纯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