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谈中华文化:《论语》亲切如外公给我的信

　　坛主小传

　　余秋雨，浙江余姚人,艺术理论家，中国文化史学者。现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

　　核心提示

　　文化变成了一种习惯，并不是保守，

　　是祖先希望子孙后代，

　　比较安全、有序地往前走，从这个意义上讲，

　　也可以说，

　　文化是祖先对后代的设计。

　　郑和能安安静静地回来，

　　没带当地酋长的人头，

　　没带沾着鲜血的珠宝，

　　他就安静地回来了，

　　因为我们的文化，

　　决定了他不具有非农耕的侵略性。

　　我们中国文化有两个庭，

　　一个家庭，一个朝廷。

　　对家庭是孝，对朝廷是忠，

　　忠孝就两全了。

　　其实朝廷和家庭之间，

　　还有辽阔的公共空间，

　　我们的文化未予足够关注。

　　“巨人性格”引发全世界好奇

　　中国文化现在面临着的问题，大家可能都已经发现了，全世界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好奇。这个好奇带有一种让我们不安的成分，我们对他们造成了不安，他们的疑虑又造成了我们的不安。前不久我在一个国际商会上演讲，居然有一些国家怀疑我们食品质量出现问题是全中国人的集体阴谋，这让我们听起来觉得完全不可思议。只能说他们对我们的民族文化不了解。以他们视角来看，突然之间，眼前走过一个巨人， GDP、人口总量等都清楚，但唯一不了解的是他的性格。巨人的性格就是中国的文化，全世界都希望能够了解。

　　几年前，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纽约主持过一个国际经济文化讨论会，得出的结论让我们惊讶。说任何国家和个人，发达或是不发达，任何经济行为的最终目的，都是它的文化选择而不是经济选择。为了安全感也好，荣耀感也好，幸福感也好，全部属于文化范畴。那么文化到底是什么？中国文化造成我们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的基本点是什么？走向现代的障碍在哪里？

　　郑和为何没带点黄金回来

　　世界上关于“文化”的定义有两百多条，太复杂了。首先可以肯定，我们在讲“文化”这两个字的时候，它最原始的意义指的是人的痕迹。我们说马家窑文化，半坡文化，就是说我们在那地质年代中，突然找到了人的痕迹。如果没有人的痕迹，我们就不叫它文化。人的痕迹当中，最重要的是生活方式，成熟时期的文化是变成了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文化变成了一种习惯，并不是保守，是祖先希望子孙后代比较安全、有序地往前走，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文化是祖先对后代的设计。

　　地理环境决定中华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我们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我们缺少像地中海、波斯湾这样的内海，我们面对的是渺渺的太平洋，这对古人来说是没法被利用的，我们只有一个内海——渤海湾，太小了。海洋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虽然很靠近，实际比较陌生，主要是打渔、晒盐，是烟波浩渺、难于了解的地方，很难进行运输、航行，海洋就没有充分的发挥起来。中原部位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就是农耕文明。还有一个是游牧文明，游牧文明就是草原文明。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区别在于草原很难种稻子，种稻子和不种稻子的界限就是四百毫米降雨量，高于四百毫米降雨量可以种稻子，那是农耕文明。少于四百毫米降雨量的只能牧马。很奇怪，我们的长城正好和四百毫米降雨量的线重叠，可见我们的长城就是农耕文明防止游牧文明侵犯的界限。尽管游牧文明后来成为我们自己文化的一部分，但主体还是农耕文明。

　　农耕文明决定了我们两个基本思想，第一个思想不想远征，迷恋脚下的熟土，对远方的生土走走看看玩玩可以，要我在那安家是不可能的，这个思维作为一种文化生根，哪怕不是农民的书生，都受到这种文化的强烈影响。书生在京城呆了好久，觉得是客居京城，最终目的是要回家，其实他五十年都在京城，这完全是一个农民思维。中华文明对远方土地没有兴趣，原因是农耕文明的思维，哪怕是郑和下西洋，航海技术已经非常不错了，走了那么远的地方，也没有在哪个地方安家，侵占对方领土。这证明什么？这不是明代的政策，证明是农耕文化的本能。成吉思汗远征，是因为游牧文明，而他的孙子要建立元朝、问鼎中华的时候，他必须接受农耕文明结束远征。

　　农耕文明带来了第二个思维，不喜欢极端，因为农耕文明告诉我们，夏天的极端不是热上加热，是秋天的凉风。冬天的极端不是冷了又冷，是春暖花开。极端没有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没有太大奇迹，中国文化的思维基本上也是如此，就是反对一切极端的梦想。重现了中庸的哲学，然后又重现了中庸之道。以前有好多年轻学者，说郑和那么好的船队，怎么就不拿点黄金回来？也可以像哥伦布那样去海外建立几个中华帝国？为什么不这样？我说郑和能安安静静地回来，没带当地酋长的人头，没带沾着鲜血的珠宝，他就安静地回来了，因为我们的文化决定着他的非极端思维，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庸之道，我为我们的祖先感到骄傲。世界上的极端，它一定是带有一种非农耕的侵略性，产生的根子是游牧或海洋文明。中庸之道是了不起的思维。季羡林先生讲，以中庸之道为基础的和谐是中华民族献给世界的大礼物，这讲得很有道理，要相信按照中国思维，两种不同极端当中，一定有一个交集点或者一个合适点，让两方面都能勉强接受的点，中庸之道就找这个点。因为不断地找这个点，所以世界能够保持基本的和谐，这是农耕文明的一个智慧。

　　与“水”有关系的统“治”

　　占地面积决定了中华文化是一种气魄宏大的统一文化。占地面积多大呢？黄河流域80万平方公里，长江流域180万平方公里，和其他文明相比，尼罗河、上尼罗河、下尼罗河加在一起，古埃及文明只有4万平方公里。两河流域，就是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的文明满打满算不会超过10万平方公里。印度河流域的文明也就六七万平方公里。希腊文明的范围只有几千平方公里。简单地说，当时其他所有古代文明总的地域加起来，只有中华文明的十五分之一，甚至于二十分之一。中华文明的体量极大，以前我们讲得多的是黄河文明，后来慢慢挖掘知道长江文明也了不起，下游的河姆渡、良渚文明，哪一个挖出来不都是震惊中外。我们写文章经常是五湖四海、天下意识，动不动就是天下，为什么呢？中华文化气魄宏伟，不会仅考虑家门前那一点东西。

　　二十世纪前期，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教授研究地理环境，特别对中国进行了分析。他说中华文明因为是农耕文明，就是长江、黄河文明，长江、黄河流遍中国那么多地方，就凭这一点，中华帝国必须是统一的，不能被分离，因为如果不统一的话，治水就没法治，那就要命了，上游要害下游太容易了。所以马克斯·韦伯说，这两条大河作为中华文明的动脉，就决定了中国非统一不可。任何军阀混战，目标都是由谁来统一，统一是一个中心思维。马克斯·韦伯还说，统治的“治”和治水的“治”是一个字，而且据他所知，都是水作为偏旁的。这话很有意思，这是中华文化的第二个特征，有一种整体智力，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叫“气”，有“气”。有的国家虽然很精致，但是就缺少一股气。 “余教授为什么不到我们这里来定居，或者到这儿来移民”，我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觉得那些国家的“气”不够，这样一股气非常养人，能捕到一种我所熟悉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