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坦对婚恋：“不做妻子可以成为朋友”

《红墙知情录（三）共和国外交轶事及两岸风云》 尹家民 当代中国出版社

　　近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频道推出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尹家民编著的《红墙知情录》全三册。共包括：《红墙知情录（一）——新中国的风雨历程》、《红墙知情录（二）——开国将帅的非常岁月》、《红墙知情录（三）——共和国外交轶事及两岸风云》。

　　《红墙知情录》（全三册）作为《红墙见证录》的姊妹篇，以亲历者的口述，知情者的笔录，平实细腻的笔触，为我们讲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重大决策的幕后故事，重大时刻的动人细节。

　　以下为《红墙知情录（三）共和国外交轶事及两岸风云》摘选。（孙琳）

　　周恩来劝解陈毅夫妇

　　有一次，陈毅出国访问归来，与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宾馆联欢，吹拉弹唱，跳交谊舞。张茜因担心陈毅的身体，就劝他早些回来睡觉，以养足精神。陈毅也满口答应。但由于联欢晚会散场很晚，陈毅直到凌晨2点方归，张茜生气，一赌气就将陈毅关在了门外。陈毅连连敲门也不开，便真动了肝火，他让卫士找来秘书，见面就嚷道：“离婚！离婚！”

　　周恩来知道后，便在第二天饭后，请陈毅夫妇、罗瑞卿夫妇一同散步。这时，忽有一只风筝在头顶飘过。望着碧蓝的天空中悠悠飘荡的风筝，周恩来微笑着走到张茜身边，指着天空说：“张茜，我给你提个建议。你管陈老总，也要像放风筝。线头在你手里，你要把线绳拉得不紧不松，如果线绷得太紧，‘嘣’，线绳断了，风筝就会飞了！”

　　一边的罗瑞卿夫妇不禁笑起来。张茜也马上理解了总理的意思和一番好心，点头称是，心悦诚服。

　　但张茜还是对陈毅不放心，毕竟陈毅已是60多岁的人了，他白天每参加一场外事活动，总是要提前熬夜、批阅许多文件，做些必要的“功课”。如果出国访问，那又要开许多预备会议，向总理、主席请示许多问题。1965年9月，陈毅又要访问西亚非洲六国。面对这样一个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外事日程安排，张茜流泪了。她思量再三，最后还是找到周总理，要求总理减少陈毅的外事活动，特别是出国访问长途飞行舟车劳顿的外事活动。这倒使周总理为难起来了。但他还是把这件事对随同出访的外交人员讲了，要他们在国外对陈老总在工作和生活方面多加照顾和关心。

　　启程前一天，陪同陈毅出访的全体工作人员开了一次大会。周总理打破常规亲自作了动员讲话。他除了说明此行的任务外，还很有风趣地把张茜如何流泪如何关心陈毅健康的事简单说了一遍。周恩来最后以同情加勉励的口气说，陈老总在百万大军的战场如履平地，大江大海不知渡过多少，怎么在外交战线上，张茜竟动起了儿女之情呢？周恩来又说，这也难免，陈老总的出访任务最近的确是多了一些，但这也是中央对老总的信任和重托。他看了看张茜红肿的眼睛又说：“这个思想工作，还是交给邓大姐来继续做吧。”

　　轮到陈毅讲话，依然是响亮风趣：“我是总理的兵，总理指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张茜为我瞎操心！”说罢，哈哈大笑，逗得大家都跟着笑了。

　　周恩来显示对待曾经恋人的态度 “不做妻子可以成为朋友”

　　婚恋是个复杂的问题。

　　在昆明，周恩来显示了自己对待曾经的恋人的态度。

　　1955年4月8日，周恩来和陈毅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亚非会议途经昆明。周恩来利用这一机会，和陈毅一道，到云南大学会见了张若名教授和她的丈夫杨堃，并一起共进午餐。据当年随同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总理一见到张若名就非常感慨地说：“多年不见了。”然后又说：“我代表小超问若名姐好。”总理还问她想不想回北京工作。在较长时间的谈话中，还谈到他们当时一起闹学潮、坐监牢和在欧洲的一些事。

　　张若名是五四运动的一名先驱者，也是周恩来早期的战友。

　　周恩来他们1919年在天津投身五四爱国运动时，邓颖超只有15岁，还没有到谈情说爱的年龄，而且觉悟社组成时是主张独身的。但是张若名已经是19岁的大姑娘了，她只比周恩来小两岁。据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回忆，“七妈”(指邓颖超)曾对她说，“当时和我们在一起的张若名，和你伯伯接触比较多。当时我曾经以为，如果你伯伯不坚持独身主义的话，和她结合可能是最合适的了。我们周围的人也都这么认为。”后来周恩来与张若名在爱情道路上分手，周恩来转而写信向邓颖超求爱。

　　当周秉德自己在爱情方面遇到挫折，想听听周恩来对情人分手时的感受时，周恩来毫不隐讳地说：“当然不平静。秉德，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你知道世界上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除了恋人，还有友情，不能当妻子，却能继续成为朋友嘛！就说张若名，我们在天津是一块儿坐过半年牢的，我了解她的人品。她自己放弃对革命的追求，但不等于她就一定站在敌人一边，出卖我们，我们还可以是朋友。”

　　周恩来还告诉周秉德：“张若名后来获得了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1931年就与丈夫杨堃回国任教，起先在北京，后来到了云南大学中文系当教授。1955年4月我去印度尼西亚万隆出席亚非会议，回国时从昆明路过，我和陈毅还与张若名夫妇见了面。你七妈还怪我没与他们合个影，都是老朋友了嘛！看看他们现在什么样儿了！”

　　1928年，周恩来从上海秘密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国内一片白色恐怖，他的行踪高度保密，但途中仍曾被日本水上警察跟踪盘查。他参加大会后返回国内时，为了安全起见，不得不绕道欧洲。周恩来到法国巴黎后去找了张若名。他告诉她，他已经和邓颖超结婚，他代表邓颖超问若名姐好。她告诉他，自己虽离开了革命队伍，但决不出卖朋友和党的秘密，仍然愿意做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革命者，并表示决心，要时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20世纪50年代末，张若名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诚，把哪怕一闪而过的“私心杂念”也要向党交心，结果她被打成右派。在不堪忍受批判，不认为自己是革命叛徒的巨大心理压力下，张若名终于顶不住而投水自杀了。“文革”结束后，在邓颖超的亲自过问下，张若名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而那时她已离世20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