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陈垣长孙忆祖父:学术无国界但学者有祖国(2)

　　三 治学无捷径，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恒

　　羊城晚报：我们看很多关于陈垣先生治学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响后代，其治学之道也给今天的学术界带来很大启示。

　　陈智超：我看启示应该是多方面的。首先有个大前提，从陈垣先生有志学历史开始，就有一个很明确的观念：作为历史学家要有一种自觉，要唤醒国民的历史观念。什么是历史观念？不同时期有不同重点。在他那个时代，就是不能忘记外国的侵略，不能忘记中国的光荣传统，不能忘记中华民族抗击侵略的气节。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目的，这一点是首要的。

　　羊城晚报：也就是说，做学术不仅凭兴趣，更不是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国之思、民族之念。

　　陈智超：这一点很重要。另外，他强调治学无捷径，唯一的体会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恒。比如说有四年时间，因为每天都很早起床编《中西回史日历》，苦心设计简明方便的表格，结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面，对于一个广东人来说实在痛苦。在他60多岁研究佛教史时，因为需要参考的一部典籍贮藏在一个潮湿阴暗的地方，多年无人进入，蚊虫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宁就进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报：陈垣先生“言必有据，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也给人留下很深印象。

　　陈智超：他强调，历史学者就应该对历史负责，要求真，不能去编造历史。为了求真，有些问题就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陈垣先生倡导文章不要急于发表，“写成之后要多置时日”，认为如此一来，一者或许有新的材料补充，二者或许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经重金购买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过程，了解前人怎样做学问。还有，他要求“不说闲话，力求创新”，提倡“理要讲清楚使人心里服，话要讲明白使人看得懂，闲话不说或少说。”在学风上则力求创新，“凡论文必须要有新发现新解释方与人有用”。这些思想和亲身实践对当今学术界是有借鉴意义的。

　　四 长居北京，与岭南割舍不断

　　羊城晚报：还想向您请教陈垣先生与岭南文化之间的关系。首先，出身于一个务实的广东商人家庭，对于他的人生和治学有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陈智超：应该说有很深的影响。祖父是我们家族第一代的读书人，他前两代是经商，再前面恐怕就是农民。同辈也有很多经商的，但他从很小就喜欢读书，虽然没有家学渊源，也没什么师承可言。

　　祖父当时看书，并不限于只看四书五经，尤其喜欢读史籍。于是长辈里就有人指责他不务正业，但是曾祖父还是“购书无吝”。例如他十六岁那年，买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两银子，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报：家庭给了他比较殷实的经济基础，父亲又给了他宽松的读书环境，这是家庭的影响。那么地域方面呢？

　　陈智超：广东这个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强侵略，另一方面欧风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岁以后就到了广州，当然跟在新会时大不一样，接触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济医学堂和光华医学专门学校的求学任教经历也十分重要。这几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学的严格训练，对祖父后来的史学研究起了积极作用。他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一封家书中曾说：“余今不业医，然极得医学之益，非只身体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学问，皆用医学方法也。有人谓我懂科学方法，其实我何尝懂科学方法，不过用这些医学方法参用乾嘉诸儒考证方法而已。”虽然有点自谦，但这也确实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报：那他为什么后来就长居北京了呢？

　　陈智超：他中间也曾短期回乡，但应当承认，定居北京对他一生来讲，有很大的影响。那时不像现在，即使你在穷乡僻壤，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个时候就不一样，要看《四库全书》，在广东行吗？要跟第一流的学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这个便利。

　　羊城晚报：那他思念广东吗？

　　陈智超：很思乡。这种思念，甚至包括到具体的食物，如烧鹅、土鲮鱼等。家乡的灾害他很挂心，而且对广东学者也非常提携，比如说岑仲勉先生，本来在广州一所中学当老师，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给我祖父，他马上就转送给了陈寅恪、傅斯年诸先生，直至将岑先生一步步荐入历史语言研究所。

　　羊城晚报：您祖父在北京时，还说粤语吗？

　　陈智超：在家里他一直都说粤语。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长的子弟，也一定要学广东话，有时候还会亲自教。在广东的子女，也要想办法学官话，甚至连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来上小学。

　　五 “二陈”比较研究，应不带偏见

　　羊城晚报：今天的研讨会也有很多学者提到了陈垣和陈寅恪两位先生的比较，这也是近年来比较“热门”的一个课题。您如何看待这种比较？

　　陈智超：我的看法是，我们要实事求是、不带偏见地去研究。有些人连两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没看过，就发表议论，这不大合适。

　　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学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师散步的时候，陈先生讲，我就佩服两个人，一个是王国维先生，第二位就是陈垣先生，他“学问踏实，德才兼优”。陈寅恪先生在给陈垣先生的信中，称他为“大师”，据我所知，这样的称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绝无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对陈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给我父亲的家书里面描述，自己怎么希望陈寅恪先生给他写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写这个序言。这种推崇不是虚名和客套，他们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报：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陈寅恪先生写出了《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这些皇皇大作，但陈垣先生的论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们会从这些比较上得出某些结论，您怎么看？

　　陈智超：首先有一个问题不能回避，陈垣先生比陈寅恪先生大十岁。其实，并非1949年后陈垣先生的论著戛然而止，他最后一部大的著作《通鉴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时他已经66岁。当时他在家书里面就多次流露“将军老矣”。

　　羊城晚报：是不是也有身体不好的原因？

　　陈智超：一方面当时关于辅仁大学的争夺很激烈，梵蒂冈要停发经费，辅仁还有三千多师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谁管？这里面的斗争牵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确实身体状况不乐观。1953年祖父给冼玉清先生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四九年以后因为各种事忙，没有时间写学术文章，我正要写了，结果右手麻木了；请苏联专家医生看过，说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后陆续又住了八、九次医院吧，1964年还动过一个大手术。健康状况不允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