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陈垣长孙忆祖父:学术无国界但学者有祖国(3)

　　六 陈垣还担负相当的社会工作

　　羊城晚报：新社会带给他的震动应该也很大。

　　陈智超：这当然也是另外一个原因。他经过了晚清、北洋军阀、国民政府、日本人统治，曾经一度对辛亥革命之后的民国成立以及抗战胜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后都失望了。解放以后为什么他转变很快，并不是因为读了很多马列主义的书，而是因为看到了现实。我老引这段话，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说：

　　“有人问我北平解放后，你看见些什么和以前不同？我告诉他，看见的先不说，我告诉你看不见的。解放后的北平，看不见打人的兵，看不见打洋车夫的警察，街上看不见乞丐，看不见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见托人情送官礼的事情，更看不见有所谓‘新贵’在琉璃厂买古董……这不同于以前的改朝换代，的确是历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变革。”

　　羊城晚报：那么他在学术上主要做了什么？

　　陈智超：1949年之后，祖父主要做了两件大事：因为他原来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杂志上发表，现在全部由国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后精心修改过,并且重新整理的，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着手整理《旧五代史》和《册府元龟》，这是很大的工程，但没有来得及完成。

　　羊城晚报：此外，陈垣先生的社会工作也相当繁重。

　　陈智超：是的，他关心史学教育，继续指导学生，为出版社审稿，还当着几千人学校的校长，这都占去相当的精力。以前的几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时起床读书写作，晚上九时就寝，生活很有规律。但解放之后，因为不断参加各种会议，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报：也就是说，二陈在解放后的身份迥异，所以他们承担的职责也是很不一样的？

　　陈智超：对。陈寅恪先生应该说是比较纯粹的、学院式的学者，陈垣先生有相当的社会活动，而且还是一位教育家，这个区别客观存在。

　　羊城晚报：二人原先在学术上经常交流，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交情还在吗？

　　陈智超：这种交往一直没有断。过去两人通信很频繁，后来因为陈寅恪眼睛失明，没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还是互相关心的。1953年12月，陈垣给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写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当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间商酌，同人意见以为所长一席，寅恪先生最为合适。今闻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颇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陈垣问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闻其女公子调粤工作，可以照顾，甚善。”可见其关心。

　　七 参加曹锟贿选是一生当中一个污点

　　羊城晚报：最近您主持编辑的《陈垣全集》出版了，人们发现书中收入了他生前写的一个内部检讨材料，里面交待了有关 “曹锟贿选”的情况。

　　陈智超：我始终不把祖父看做一个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圣人。他就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教育家、爱国者。他参加曹锟贿选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里面特别收了他写的一个内部检讨，当时领导并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开检讨，是他自己写的。我把这篇文章也发表了。我觉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认为，参加曹锟贿选是一生当中一个污点，我也不能给它抹掉了，我保留这封检讨，是让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过弯路。

　　但是，评价一个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节。就在参加贿选的同年，他写了被蔡元培先生称为“石破天惊之作”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后来又被推举为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和故宫博物院理事，为保护故宫及故宫文物，与北洋军阀进行了坚决斗争，一度还被铺并遭软禁。上面提到的陈寅恪先生称他“德才兼优”，也是在“贿选事件”之后。从这些也可看出当时社会对他的评价。

　　羊城晚报：那么这件事到底当时是个怎么回事？

　　陈智超：当时陈垣是国会议员，是拿薪水的，而且这个是他主要的收入来源。但由于连年战争，薪水已多时未发，后来得到通知说要补发欠薪了，也同时要求他们参加选举。这是他终身的憾事。

　　八 三次婚姻与感情生活

　　羊城晚报：陈垣先生出生在一个大家庭，有两位母亲，先后有三个妻子、十一个子女。在感情方面，他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陈智超：陈垣5岁时，父亲把他过继给了去世而没有子嗣的三伯父。陈垣后来回忆说，虽然与过继母亲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对自己也百般关爱，但毕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怀抱中长大，对她还是很依恋的。每次吃饭，他总是在过继母亲处吃一点，然后又偷偷跑回生母那里去吃饭。五六岁他就离开家乡到广州求学，除了有限的几次回乡省亲外，很少有与母亲见面的机会。他常因不能亲自侍奉母亲而内疚。

　　年轻时陈垣聪明博学，又长得一表人才，在广州时被称为“靓仔垣”。还有人提到这么一件事：由于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又擅长演讲，陈垣的名气与日俱增，招来了不少开放女性的追求。陈垣有段时间用笔名发表文章，其中一个笔名是“艳”，友人问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女朋友。

　　羊城晚报：他为什么会有三次婚姻呢？

　　陈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从政，陈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断了联系，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邓照圆，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识字不多，裹过小脚，因为祖父又字“圆庵”，所以祖母后来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照圆”，但他们两人终究因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阂，祖父来京后两人就没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欢吃家乡的鲮鱼，就常让子女买来晒干，寄到北京。因为祖父过继时是“兼祧两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吴淑媛，比他小四岁，但也没有随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仅28岁。

　　后来追随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龄，是他在光华医学专门学校的师妹和学生。他们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现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后来徐夫人跟随所生的儿子陈容到了天津生活。

　　对于身在天津、广东的两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费。直到1966年5月，她们两位在相隔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先后去世，祖父这时已经是86岁的老人了。

　　羊城晚报：陈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刘乃和成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长期相随。二人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

　　陈智超：这个问题不是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我的妻子曾庆瑛教授曾在《陈垣和家人》一书中，用了专门一节全面谈到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相关内容。

　　大师陈垣

　　陈垣，字援庵，广东新会人。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曾被毛泽东称为“国家的国宝”，与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

　　陈垣先生于1880年出生，六岁至广州读书。早年曾考科举而名落孙山。在博济医学堂学过西医，后创办并入读光华医学堂，并留校任教。

　　1905年，与潘达微、高剑父创办《时事画报》，反对满清专制、外国侵略，以观点立场激进而著称。辛亥革命后，当选民国众议员，从此定居北京，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

　　1917年，38岁的他发表第一篇学术著作《元也里可温考》，开辟了宗教史研究领域，当即震动学界，一鸣惊人，由此开始学术生涯。

　　抗战沦陷期间，他闭门研究，坚决不与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选择留在大陆，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病逝于1971年。

　　作为史学大师，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据学、校勘学、历史文献学上独创甚多，学术建树影响至今。

　　作为教育家，他从教74年，从传统私塾老师到现代大学校长，前后执掌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46年。(邓琼、朱绍杰、李刚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