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双方各执一词 越剧《梁祝》著作权归属成谜(3)

　　上海法院：证据不足驳回诉讼请求

　　有关方面提供了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在此节选如下：

　　原告刘耕源、刘朝晖诉被告上海越剧院、中国文联音像出版社、扬州扬子江音像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09年6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0年4月27日、8月12日两次公开庭审……

　　本院认为：

　　……

　　经本院比对，被控侵权CD中的几个唱段与 《人民文学》上所刊剧本相关内容虽然有不同程度的区别，但还是可认为构成实质性相似。但是，本案中要认定《人民文学》上所刊剧本中与被控侵权CD中的几个唱段相关的内容系刘南薇所创作，依据尚不充分。

　　首先，《人民文学》上所刊剧本并非刘南薇所创作，且与刘南薇的改编剧本应有较大差异，因而即便被控侵权CD中的唱词与《人民文学》所刊剧本中部分内容实质性相似，也需要进一步考察所使用的内容是否属于刘南薇所独创。理由在于：(一)刘南薇没有参与《人民文学》上所刊登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剧本的创作。本案查明的事实表明，《人民文学》刊登《梁山伯与祝英台》剧本时，同时还刊登了徐进所著《〈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再改编》一文，徐进在文中明白无误地介绍是“我(即徐进本人)与宋之由、成蓉、陈羽、弘英等同志接受了这个重新改编《梁祝》剧本的任务”，刘南薇并没有参加。而该期的《人民文学》出版之前的一个月，《戏曲报》也刊登了内容相差无几的剧本全文。在《戏曲报》剧本的前言中，也明确表明刘南薇没有参与此次改编。结合《戏曲报》同期所刊伊兵所著文章、《人民文学》同期所刊徐进所著文章，以及1952年1月11日出版的《文汇报》副页第四版刊登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演出上有混乱现象》一文，可以认定刘南薇确未参与此次改编。(二)《人民文学》所刊剧本应与刘南薇的改编本有较大差异。虽然《人民文学》对剧本的署名为：南薇改编，宋之由、徐进、陈羽、成容、宏(原文如此)英修改，但从《人民文学》同期所刊的徐进的文章、《戏曲报》所刊伊兵文章、1952年《文汇报》上的文章相结合来看，《人民文学》所刊剧本应当不是仅根据刘南薇的改编本“修改”而成，并且应当与刘南薇的改编本有较大差异。

　　其次，刘南薇的改编本应当是在已有《梁祝》作品基础上的再创作，因而还需要考察《人民文学》所刊剧本之前的其他《梁祝》作品的内容，才能确定被控侵权的唱段是否源自于刘南薇的独创。梁祝故事系民间传说，早在越剧诞生之前，就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在越剧舞台上，早在刘南薇开始从事越剧编导工作之前，越剧《梁祝》就已经成为不同的剧团表演的传统剧目。并且在刘南薇从事越剧编导之后的1945年，雪声剧团演出《梁祝哀史》时，公开发表的剧本署名还为“袁雪芬重编”。可见，刘南薇既非《梁祝》故事的原创者，也非越剧《梁祝》的首创者。从《人民文学》仅将刘南薇署名为“改编”者的情况来看，刘南薇的改编本应当是在已有《梁祝》作品基础上的再创作。因此，如果他人使用的是早于刘南薇改编版本的《梁祝》已有作品中的内容，也不能认为侵犯了刘南薇的著作权。

　　……

　　此外，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如案外人的回忆文章等，只能证明刘南薇曾经改编过越剧《梁祝》，而不能证明刘南薇创作的具体内容。虽然有部分案外人在文章中提到刘南薇对改编《梁祝》的贡献，伊兵、徐进在文章中也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但是这些证据都不能说明刘南薇改编本的具体内容，不能说明刘南薇到底在哪些部分对越剧《梁祝》剧本具有创造性的贡献，更不能进一步说明本案中被控侵权CD中的唱词是否复制、抄袭、援用、修改或借鉴了刘南薇的创作。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刘南薇所编导的《梁祝》等剧目曾经获得过很大的演出成功，应当记载在越剧历史上，供后人铭记。但具体到本案，判断其是否应当对被控侵权CD中的唱段享有著作权，主要还是要依据其所创作的剧本来进行考察，而原告对此却未能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耕源、刘朝晖的全部诉讼请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