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村经验”：文化建设要常态化和制度化

　　核心观点

　　□很多群众骨子里对文化很渴望，要发现他们的内在文化需求

　　□政府在农村基层文化建设中，要“让公共财政照向农村”

　　□农村文化建设要避免成为面子工程，不能急功近利

　　□将农村文化建设常态化、制度化了，才算真正把文化实惠带到基层

　　作为云南省的“文化官”，黄峻几乎每天都会收到下属提交的“云南省文化惠民示范村创建工作指导组工作日志”，掌握文化示范村建设的进展情况。他还要忙着探索、总结并推广云南的基层文化建设经验。在不到两小时的采访中，他接了7个电话，不少都是联系要来“取经”的。

　　大村的“文化惠民”工程实施半年多来，黄峻一直在关注，甚至经常去现场观摩。对于“大村经验”，黄峻有哪些体悟？主抓文化的3年里，他对于农村文化建设又有哪些思考？

　　最得意

　　“文化惠民”常态化、制度化

　　在黄峻看来，大村最成功的经验在于，既为保障农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说了实话、办了实事，又为农村文化建设与服务“三农”相结合探索了一条新路。

　　说起大村的探索，黄峻最津津乐道的是“三项创新”。

　　首先是思路创新。通过“文化乐民”建设新农村，促进农村和谐；通过“文化育民”提高农民素质，培育新型农民；通过“文化富民”调整农业结构，促进农业发展。其次是载体创新。成立“农民演艺协会”服务农村，实现文化乐民；开设“网络培训学校”服务农民，实现文化育民；组建“文化产业合作社”服务农业，实现文化富民。第三是组织创新。“在一个村里，既有理事长、又有文化干事、还有文化辅导员、文化志愿者，把人都‘拢’起来了，使农村文化建设的各项任务都能具体落实到人。”黄峻说。

　　黄峻强调，这三项创新有个共同的导向，那就是“常态化和制度化，文化建设的重心一定要下移到村级，不然工作还是浮在上面，上热下冷”。

　　“过去搞农村文化建设，大多是项目制，项目一完，群众的文化享受也就基本完了。而大村把文化大院建到村里，大院里有文体活动室、刺绣展览室、图书室、网培学校……将各种文化功能整合到了一起，是‘整村推进’式的文化建设，实际上是将农村文化建设常态化、制度化了，这才算真正地把文化实惠带到了基层。”黄峻说。

　　黄峻认为，学“大村经验”，关键不在于是否建文化大院。各地资源不同，“应该因地制宜地往给村民送实惠的路子上去探索，实现农村文化建设常态化。”

　　最困难

　　在基层，文化工作“就差钱”

　　上任3年来，黄峻最怕向财政厅“要钱”。按理说，国家应该拿出更多的钱加快文化建设，“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主要支撑。”

　　但现实的情况是，公共财政非常有限，“就我了解，很多乡级图书馆，多年来都没有报刊经费投入了。”

　　黄峻只得不断争取“人、财、物”的突破。2007年，云南省财政投入1000多万元，为25个边境县和3个藏族群众聚居县每县配置了1辆“文化大篷车”，把文艺演出送到村组，解决“看戏难”。

　　2008年以来，省级财政投入1500多万元，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为1510支农民文艺业余演出队配置了演出必需的设备。从2009年开始，省财政每年安排1800万元的文化惠农活动补助经费，用于解决国家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活动补助。

　　但黄峻很清醒，对于农村文化建设来说，“要干的事情太多了，这些钱只是杯水车薪”。以前，基层文化建设往往是一项项工作单独抓，“一次性消费”。工作重心下移之后，关键要采取“整村推进”的发展路径，这样对资金的需求就更大了。

　　更为关键的是，缺的不是建设硬件设施的钱，而是用于公共文化服务和维持文化基础设施运转的资金。

　　政府在农村基层文化建设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在黄峻看来，最关键的一条就是要“让公共财政照向农村”。在公共文化服务方式上，由“公益”向“公共”转变，用“公共”搭建“公益”的效益平台，在坚持政府为主导的前提下，逐步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实现形式多样化。

　　最遗憾

　　文化部门心有余而力不足

　　大村村民郭云晓参加了网培学校为期1个月的电脑常识培训班。但学完以后，他再没有碰过电脑，“一是在家种地，用不着电脑；二是种完地又要带孩子，也没有时间上网。”但黄峻认为：“进一次培训学校总比没有进去过好，培训过一次总比没有培训过好。”

　　在郭云晓看来，文化大院开展的各种文化活动，内容还有些单一。“除了唱歌跳舞，我们很少去文化大院。”

　　黄峻坦陈：“文化部门在帮助和支持农村基层文化的建设中，措施和手段相对较弱，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

　　从省纪委下派到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担任文化副县长的汪涌刚到任两个多月，同样强烈地感觉到农村文化活动比较单调：“在山区，村民居住比较分散，加之青壮年外出打工，就剩下老弱妇孺，文化活动很不好开展。”

　　“搞农村文化建设，落脚点还是要让农民群众享受到文化带来的实惠。”汪涌认为，加快城镇化建设，让村民相对集中地居住，这样会有利于政府更好地安排有限的文化资金，让群众享受到更加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

　　最期待

　　让农民自由选择文化活动

　　做了3年的文化厅厅长，黄峻跑了不少农村，“很多群众骨子里对文化很渴望。”

　　农村最需要什么样的文化？黄峻认为要分层看：边远贫困落后的地方，“送戏下乡非常重要，这是村民看外面世界的方式”；在旅游资源丰富的地方，“就要文化富民了，要帮助他们发展，把资源变成资本”；在相对发达的地方，“文化育民就更重要了，要缩小村里人和城市人的差距，让农民有自豪感和自信心。”

　　对于农村文化建设来说，黄峻最期待的就是“让农民也能和城里人交流，也能听懂‘莫扎特’”。

　　但以前送戏下乡，农民实际上缺少文化的选择权，“上面送什么，农民就得看什么。”现在常态化地将文化基地建到了农村，农民成为了创造的主体，同样也是选择的主体。

　　黄峻显然对“文化惠民”抱有理性思考：“政府实际上是要发现村民的内在文化需求，满足需求，然后再做适当的提升。”从长远效果来看，农村文化建设要避免成为面子工程，就要特别针对农民的特点，不能急功近利。他以网培学校为例说，“农民需要什么，学校就提供什么；农民什么时候需要，学校就什么时候开放。”

　　“让农民有自由选择文化活动的权利，这就是很好的效果了。”黄峻说。

　　【编后】

　　乡村的公共文化服务，关系到文化民生和农民福祉。这是摆在各级政府部门面前的一道难题，却也是一道必答题。只是，做得出色者并不多。

　　也正因为此，一个远在西南边陲的小山村，能拿出大笔资金投入到文化建设上，显得尤为可贵。大村人把“文化惠民”与服务“三农”结合起来，通过“文化乐民”促进农村和谐，通过“文化育民”提高农民素质，通过“文化富民”促进农业发展，展示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大村故事是一个“创新”的故事——思路有创新，载体有创新，组织方式有创新；大村故事也是一个“坚持”的故事——资金支持，政府扶持，专人坚持。“大村经验”能否被复制，“秘诀”在这里，看点也在这里。

　　中国有千千万万个乡村，大村只是其中一个。其他乡村的文化生活究竟如何，面临着哪些难题，遇到哪些困惑，又有什么心得或教训？……

    本报记者　胡洪江　陈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