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道德感与人性论的二律背反

　　发生在2600多年前春秋时期的一段历史，被陈凯歌搬上了银幕，经过重新演绎，成了这个眼下正在全国各地上映的银幕故事。在这个故事中，陈凯歌没有太多照顾传统的讲法，事实上，他在拍摄之前就不得不考虑到今日观众的“潜隐心理紧张”。也就是说，影片《赵氏孤儿》可以看作是社会投射其“潜隐心理紧张”的一种文化象征。

　　赵氏孤儿的故事最早见于《春秋左氏传》成公八年，所言只在春秋之际“继绝世”的伦理诉求，核心是韩厥对晋侯说的一句话：“成季(赵衰)之勋，宣孟(赵盾)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意思是说，好人没有好报，谁还做好人呢？晋侯听了韩厥的话，恢复了赵氏的封地。后来孔子所说：“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也是强调君主要行仁政，才能实现社会和谐。这或许正是春秋之际礼崩乐坏的社会“潜隐心理紧张”。

　　司马迁改写了这个故事。他不仅在《史记·赵世家》中为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安排了一个仇家，即屠岸贾，而且，故事的戏剧冲突也转到“搜孤救孤”这个核心事件上。尽管早有人说，《赵世家》所记，赵氏被灭与赵武复立，全采战国传说，与《左传》、《国语》不相同，不足为信，但影响后世的，还是《史记》和司马迁。元杂剧有《赵氏孤儿》，明传奇有《八义记》，都是在《史记·赵世家》基础上的创作和发挥。

　　所不同的是，在不同的时代，所强调的核心价值有所不同。司马迁强调“诚信”，说到就要做到，突出表现在赵武成人之后，程婴对赵武说的一段话：当初赵家遇难，都可以死，我不是不能死，只因我承担了“立孤”的任务。现在，“赵武既立，为成人，复故位”，我的任务完成了，要见赵盾和公孙杵臼去了。赵武当然不愿他死，但程婴说，他们以为我可以完成这件事，所以先我而死，如果我不去见他们，他们还以为我没把事办成呢。于是程婴自杀了。

　　元杂剧的改写使这个故事更加富有戏剧性，也更突出了人物的善恶是非。有两个细节是以往的历史叙事中所没有的，一个是将《史记》中的“他人婴儿”改写为程婴的亲生儿子，再一个是写屠岸贾命程婴拷打公孙杵臼，这样写的效果，就是突出了公孙杵臼在肉体上受到的摧残，和程婴在精神上受到的煎熬，从而更加强烈地表现出程婴见义勇为的高贵品质和公孙杵臼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至于复仇，倒并非叙事重点，甚至在传统戏曲演出中，常常也只有“搜孤”、“救孤”而已，其原因就在于，这部分不仅戏剧冲突异常激烈，而且更有传奇性，人物也更具崇高感。

　　然而，这也正是陈凯歌拍摄《赵氏孤儿》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看影片《赵氏孤儿》，和传统叙事有哪些区别呢？首先影片更加强调平凡，而尽可能地躲避崇高；强调故事发生的日常性，而削弱故事的传奇性和戏剧性。在这方面可以说，陈凯歌做得非常好，顺其自然，不露痕迹。特别是葛优的加盟，更突出了影片的这一基调。

　　葛优饰演的程婴，不仅不再有英雄豪迈的气概，不像马连良版的程婴，慷慨潇洒，被屈打时还呵呵大笑，葛优版程婴甚至还有些委琐，有些张皇，特别是影片结尾，程婴没有主动选择自杀以报赵盾和公孙杵臼，而是被屠岸贾一剑刺死。这一剑彻底改变了程婴这个人物，抽空了这个人物此前所包含的所有意义。不能说程婴没有许诺，但这个许诺更像是自言自语，或者说是对自己的一种约束，他发誓要把孤儿养大，带到屠岸贾面前，告诉屠岸贾，孤儿是谁，他是谁。这成为程婴坚持下来的主要动力。他本来是有机会杀死屠岸贾的，但他没有这样做，他要看谁笑到最后。所以，他不再躲进深山，而是进了屠府，当了门客，孤儿也认了屠岸贾做干爹。

　　在影片中，屠岸贾也不再是谄媚奸佞的小人、残暴狡诈的屠夫，而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父亲。屠岸贾不仅将孤儿抚养成人，还教给他武艺，磨炼他的意志。屠岸贾这个形象，至此也完全被颠覆。由王学圻出演屠岸贾，与由葛优出演程婴，其效果是一致的，恰好是使这两个角色都向着其相反的方向转换，影片前半部，王学圻饰演的屠岸贾不仅老谋深算，残忍恶毒，摔死程婴之子那一下几乎就是神来之笔，同时还有沉稳持重、正气凛然的一面。他用阴谋手段杀害赵家300余口，甚至以全城的婴儿作为要挟，必取赵氏孤儿的小命，也不再只是忠奸问题，或赵屠两家的恩怨。影片还表现了赵家的权势，赵盾的张狂，以及晋灵公在赵盾面前的小心翼翼，这些都进一步削弱了“救孤”与生俱来的道德优势，从而赋予屠岸贾这个人物更多内涵，也为后面屠岸贾与孤儿的戏做了必要铺垫。和传统叙事相比，影片的后半部分明显得到了丰富和加强，虽然它不再强调程婴救孤的正义感以及道德的至高无上，但它必须要对程婴为什么救孤，以及赵孤为什么要杀屠岸贾做出说明，赋予这个贯穿始终的戏剧动作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这是《赵氏孤儿》这部影片得以成立的基础。

　　话剧《赵氏孤儿》曾经主张让赵孤放弃复仇，理由是上一代的血债不能让下一代讨还，那样做太不人性，没有考虑到赵孤的感受和意愿。这是基于人性和人道的一种考虑。其实，现代人可以找到种种理由不接受、不认同古典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所以，任何一位《赵氏孤儿》的改编者，都不得不考虑社会潜隐心理所发生的变化，考虑到今日观众接受这个故事的可能性，陈凯歌也不例外。不过，他又不敢走得太远，如果赵孤不复仇了，与屠岸贾相亲相爱了，观众怕是也不能接受，而更重要的是，程婴这个人物也就没有着落了。所以，陈凯歌必须要让赵孤完成复仇的动作，杀了屠岸贾，而且要赋予程婴和赵孤心理与行为的合理性。这个合理性除了要解决15年的养育之恩，还要从人性的角度说明，这个屠岸贾是非杀不可。

　　人性是今日观众观察、思考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它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心理场，即以人性为标准，判断事物的真善美。符合人性的，就是真的、善的和美的，反之，就是不真、不善、不美。比如，程婴以牺牲亲生儿子为代价，搭救了赵孤，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却是违背人的天性的，所以是不真、不善、不美；程婴为一句承诺而自杀，从人性的角度看，也不宜提倡，因为涉嫌对生命不够尊重；对于赵孤的复仇，站在人性的立场，则更与关爱生命的意识和理念不能相容。这些都有可能迫使影片的编导对故事及其中的人物重新展开想像，而这种想像正是影片对于当下社会集体心理的一种回应。因为我们经历了太久的对个体生命的价值、权利、尊严的轻视、忽略乃至摧残，以至于任何对人性的贬损都会让人感到不安。但影片《赵氏孤儿》这样的改编，也让我们隐隐意识到当下社会集体心理中的另一种缺失，一种以人性为理由，在人的精神追求和伦理道德追求上的犬儒化、卑琐化，以及反英雄、反崇高的社会潜隐心理。人性不是价值标准，当然，更不是终极价值，事实上，人性论与道德感恰恰构成了当今社会心理的二律背反，就像我们不相信程婴能用亲生儿子的生命换取“诚信”的真实性，却又纠结于当今社会缺少“诚信”一样。

　　解玺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