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姿多面张爱玲：也关注国家命运和普通人

张爱玲 资料图片

参加研讨的专家、学者合影留念。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供图

　　●纪念张爱玲诞辰90周年暨逝世15周年内地最大规模纪念研讨会举行

　　●自传性遗稿《异乡记》出版 ●百万元研究计划启动

　　□本报记者 赵明宇

　　张爱玲的文学视野

　　“今年年初我在广州的一次会议上听一位作家评论张爱玲时说，她是很精致的小家碧玉式的，笔下没有波澜壮阔式的情节，当时我就想笑。我想那是因为这位作家没有读过《秧歌》。”

　　作家的文学视野很重要，其文学视野什么样，文学创作就是什么样的面貌。关于张爱玲的文学视野这一点，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争议。比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比较著名的作家徐訏就认为张爱玲的小说取材限于狭窄的视野，主题大同小异，拉杂拉扯处偶见才华，但撒弄文笔处太多。

　　对这样的评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子善认为很苛刻。他说张爱玲在1965年写的英文自白里，对自己的创作道路作了简要的回顾。文章中关于中国近代史、现代史以及中国政治的一些演变、文学的演变，她都有明确的表述。我尤其注意到其中最后一段话，她强调自己的创作是深深地根植于五四的新文学传统。”他认为，事实上现代作家中很多人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外国文学作品，以及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阅读量都不如张爱玲多，“她在很多作品中会自然、贴切地引用古今中外的人物、文字。她在不同场合反复提到的一些作品，如《红楼梦》、《海上花》、《金瓶梅》等，她用了一个词叫熟读，我想她如果不是真的读了很多遍，不会用这个词。同样，外国作家的作品张爱玲也读了很多，而且发表过很多独到的见解。包括跟她同时代作家的作品，她也看了很多，她曾提到过丁玲、穆时英、鲁迅等。张爱玲的文学视野非常宽广，当然她有她的标准和取舍。”

　　著名学者止庵认为，张爱玲的文学视野，实际上是扩展到文学以外的，因为她对音乐、美术等很多东西都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她不仅是了解、感兴趣，而是有自己特别独特的理解，这些理解都融入到她的文学创作中去，比如张爱玲对当时上海一般人不屑看的艺术形式‘蹦蹦戏’就有很多的了解。”止庵表示，谈到作家的视野涉及两件事：一是作家看什么，二是作家写什么。“关于前者，我觉得张爱玲比同时代很多作家看得多、想得深；关于后者，今年年初我在广州的一次会议上听一位著名的作家评论张爱玲时说，她是很精致的小家碧玉式的，笔下没有波澜壮阔式的情节，当时我就想笑。我想那是因为这位作家没有读过《秧歌》。看过《秧歌》的读者就会知道张爱玲并非只会写小家碧玉的东西，她对国家命运和普通人有着深刻的关注。如果大家把张爱玲的作品都读一遍，会认识一个新的文学视野非常广阔的张爱玲。”止庵说。

　　港台资深传媒人、专栏作家、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助理主任马家辉表示，他也曾几次听到有人说张爱玲写得不够波澜壮阔，“我听到很生气，有一次座谈会上我几乎失去理性地反驳，我说波澜壮阔太容易写了，因为波澜壮阔都看得到，什么战争、社会变动、革命等。反而平常被人隐藏起来的、人性中很幽暗的东西，你可能看不到，可是张爱玲看到了。”

　　张爱玲与视觉艺术

　　“读她的作品时，她给我们的感觉不仅是文字，其文字后面能呈现出视觉效果。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家写作的特色，同时也说明了张爱玲对视觉甚至听觉有特别的留意。”

　　阅读张爱玲的作品，会发现其文字可视、可听、可感。止庵表示，张爱玲是非常关注视觉的人，而且很会运用视觉的人。“读她的作品时，她给我们的感觉不仅是文字，其文字后面能呈现出视觉效果。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家写作的特色，同时也说明了张爱玲对视觉甚至听觉有特别的留意，而且她把这些东西表达得那么好。因为她是这样一个人——不会仅仅满足于用文字表达一些事情。如果有机会，她一定会想用另外一种直接的视觉和听觉与我们进行交流。”

　　张爱玲通过她的艺术创作实践来创作了很多视觉艺术，止庵称张爱玲除了是小说家、散文家，同时还是电影编剧、话剧编剧、广播剧的编剧。“从创作的角度来说，张爱玲最早跟视觉艺术发生关系是把自己的《倾城之恋》改编成话剧，这件事情在上海引起很大轰动。遗憾的是，《倾城之恋》的剧本现在还没有找到。”此外，张爱玲1954年到香港后，给香港一家电影公司编了10个剧本。这10个剧本现在已经整理出来了，其中有8个剧本已经拍成了电影。但他也强调说，张爱玲非常清楚视觉艺术的局限性，而在她自己的小说里面所表达的意义，所展现出的一种魅力或者力量，是用另外的艺术形式无法表达的。

　　小说家、散文家、台湾中正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教授郝誉翔认为，张爱玲除了喜欢电影之外还喜欢画画，她对现代主义非常熟悉，因此用了大量的意象手法来表达。在张爱玲的小说里，这些画面是立体的、鲜活的，不是死板的，张爱玲对人体感官进行了全面开发。“之所以我觉得她的小说有这么强的渲染力量，其实是来自于此，她打造了一个充满感性的细节世界。这也是张爱玲的小说胜过被改编成电影的原因。”他还提到，张爱玲作品中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参差对照，“参差对照，其实就是某种错置的、不均衡的样式，可以让我们感觉这个世界乍看很平常，可仔细看却透出一丝古怪的气息，看久了甚至会觉得可怕，由此引申出张爱玲一些惯用词，比如废墟、荒凉、苍凉、恍惚、仿佛、惆怅、伤心、心痛。”

　　张爱玲的晚期风格

　　“她到了晚年，创作上与前期最大的一个区别是，她开始直接写自己，但你感到这个自己好像又在写别人、写世界、写人生。”

　　《小团圆》出版以后，关于张爱玲创作的晚期风格引起海内外很多学者的讨论。

　　现执教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的陈建华表示，阅读张爱玲前期作品，感觉对她造成最大伤害的是两个男人：她的父亲和胡兰成。但《小团圆》里的信息显示，给她更大伤害的其实是她的母亲，这也是大家读了《小团圆》后受到的最大震撼，甚至造成对张爱玲创作印象的大改观。“这个改观主要是指她的风格跟上世纪4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在语言上，上世纪40年代她的小说可以称之为闺秀文学，就是说不管写的内容多么可怕，但至少她会用诗意、抒情、美丽的辞藻加以表现。但《小团圆》中张爱玲颠覆了这种文学类型，在作品里出现了她对家人——姑姑也好，母亲也好——的揭露，把家丑一一抖出来。”他认为，从中国现代文学来看，这样的一种女性写作，非常少见。

　　作家格非则认为，对张爱玲伤害最大的其实是人生。“张爱玲很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在写《小团圆》时，能跳出人物的身份来看，比如她写胡兰成时，没有刻意地丑化胡兰成。能做到这些，是她对青春期的创作的超越，是晚期才能做到的。”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室主任、副馆长、研究员吴福辉则认为，张爱玲的前期作品基本上写家族人的生活，这些人的生活状态是张爱玲所熟悉的。“她写的是别人，但你会隐约感到张爱玲的存在，只是这个张爱玲隐藏得比较深，她没有直接出来。她到了晚年，创作上与前期最大的一个区别是，她开始直接写自己，但你感到这个自己好像又在写别人、写世界、写人生。这个前后期的关系我觉得很明显。”吴福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