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前后后：周恩来叹张学良看旧戏看坏了

　　西安纪事

　　——中共代表团解决“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

　　在上世纪80年代，我就中共代表团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情况，采访了老领导曾三、叶子龙、童小鹏同志，其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亲历细节。现将当年的采访材料整理发表，与大家共享。

　　一声春雷 保安惊喜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为了逼蒋抗日，发动了“西安事变”。张学良立即向中共中央通报，说他们扣留了蒋介石，并提出八项主张，请中共中央速派代表到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事。

　　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是陕北一个古老的小镇，名曰“保安”。红军来了以后，保安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在保安炮楼石壁上的一孔窑洞里，毛泽东办公室的灯光整夜亮着。他刚刚看完文件，正在沉思。这时，机要科长叶子龙兴冲冲地走了进来。

　　“报告主席，蒋介石在西安被捉了，刘鼎同志刚发来电报。”叶子龙说完将电报递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仔细看着电报，浑身充满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警卫员贺清华照例来给他倒水。毛泽东说：“贺清华！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把蒋介石扣起来了，赶快把这封电报送到张闻天同志那里去，请他召集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开会。”

　　蒋介石被扣的消息，像一声春雷，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惊醒了保安镇酣睡的人们。曾三听到这个喜讯后，坐在灯下翻阅文件，时看时停，像在思索着什么。曾三是湖南益阳人，1925年入党，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1年到中央苏区，并参加了长征。

　　经过了紧张的研究和磋商，在张闻天的窑洞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立即给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复电，赞扬他们的正义行动，马上派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参加谈判。同时，决定通电全国，表明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为了确保“西安事变”向有利于抗日方面发展，中共中央还命令红军主力进驻延安地区，并准备开往关中一带，以便与张学良、杨虎城一起，粉碎亲日派的武装挑衅，以促进西安事变的圆满解决。

　　“恩来此行 任重道远”

　　中央代表团的成员除了有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之外，随同前去的还有邓发、李克农、李涛、罗瑞卿、曾三、童小鹏等人。

　　次日凌晨，鹅毛大雪还在不停地下着，那高山，那树木，那窑洞，那田地，全都披上了一层厚厚的银装。不到八时，在周恩来的窑洞前已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不少人是赶来送行的。周恩来、邓发、李克农、李涛、罗瑞卿、曾三、童小鹏、龙飞虎、邱南章等与前来送行的人一一道别(秦邦宪、叶剑英从外地直接去西安)，由一支红军骑兵队担任护送任务。

　　一匹匹战马踏着崎岖不平的山路，很快在漫天风雪里拉成一条线，向着远方奔去。毛泽东和朱德仍站在原地，一直盯着这支远去的人马渐渐消失了，他们才离去。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朱德说：“恩来此行，任重道远啊！”

　　延安受阻 绕道而行

　　延安是一座历史名城，那时是肤施县城。

　　这时城内的西北军已经撤走，城里只有一些民团驻防着。从蓝家坪到延安飞机场，如果从延安城内通过，只有三四里路程，所以当晚代表团就派张子华等人进城找肤施县县长高锦尚交涉，经交涉，高仍拒绝中共代表团进城。这样，只好绕道而行。

　　清早，雪停了，但天气仍然阴沉沉的，寒风刺骨。代表团的队伍踏上了清凉山的小路，向着延安的南部方向走去。这一段山路又陡又滑，人们只能牵着马徒步攀登。代表团由城外西山绕到城南的杜甫川，由杜甫川到了二十里堡，又由二十里堡终于胜利地到达了延安机场。

　　中共代表团到达机场时，张学良派来的专机已在这里等候了两个小时。当时全国有专机的只有蒋介石和张学良两个人。机场上，一位穿着校官军服、风度不凡的青年军官，正在焦急地张望着。当他看到大队人马到来时，立即迎上前去。他不是别人，正是张学良派来专程迎接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团的刘鼎。

　　刘鼎于1924年赴德国勤工俭学，经孙炳文、朱德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6年3月，他应张学良将军的邀请，经宋庆龄介绍从上海到达西安。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让刘鼎随同他到肤施(延安)，参加周恩来与张学良的会谈。参加这次会谈的只有张学良、王以哲、刘鼎、周恩来、李克农5人。会谈后张、周两人都很满意，都非常钦佩对方，有相见恨晚之感。会谈后，刘鼎被中央任命为中央驻东北军代表。对外的公开身份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代表和张学良将军的秘书。

　　这次在机场，刘鼎见了周恩来非常高兴，他说昨天飞机来了一次，没有接到又飞回西安去了，张学良将军要我们今天再来接。周恩来对张将军的好意表示感谢，并同美籍驾驶员握手致谢。由于飞机座位有限，所以周恩来指定邓发、李克农、罗瑞卿、杜里卿、张子华、童小鹏、邱南章等人随他登机，其他吴德峰、曾三等人留下来等飞机来接秦邦宪、叶剑英时再去。飞机起飞时已是下午4点钟了，天上还飘着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