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谐之魂。日前，中央社院第一副院长潘岳所作《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一文，讲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各族人民交融形成命运共同体并重建大一统国家的故事，解析为何日耳曼蛮族入侵罗马后却无法再造统一欧洲的原因。本文摘自其中。

　　公元485年，北魏实行均田制改革，将无主荒地收归国有，并平均分配给贫民耕种。其中，“露田”是要种粮征田赋的，耕农去世后还给国家，再分配给下一批青壮年；而“桑田”是种桑麻枣榆之地，不用归还，可以留给子孙。均田令还规定了如何给老人小孩、残疾人、寡妇分田。此后，强者仍强，但弱者也有立足之地。从北魏一直到唐中期，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的土地制度基础都是均田制。

　　与均田制同时的另一项重大改革，是三长制。针对的是乱世中的豪强割据。豪强即“宗主”，朝廷下不去基层，通过“宗主”来间接管理，称为“宗主督护制”。三长制废除了宗主制，重建秦汉式的“编户齐民”三级基层政权(“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再从百姓中选取乡官，负责征税与民政。

　　提出均田制改革的，是汉人儒生李安世。提出三长制改革的，是汉人官僚李冲。通过均田制，北魏获得了充足的编户、赋役与兵源；通过三长制，北魏结束封建式统治，重建了基层政权；通过官僚制，北魏恢复中央集权行政体系。比起“着汉衣”、“改礼仪”这些形式，这更是“汉制”的灵魂。

　　在西晋灭亡170年之后，中原竟然在少数民族王朝手里重新恢复了“汉制”。诚如钱穆所言，“北魏本以部落封建制立国，逮三长、均田制行，则政体上逐渐从氏族封建变为郡县一统，而胡、汉势力亦因此逐渐倒转”。

　　短短30年内，北魏的人口数量与军队数量迅速超过了南朝。公元520年，北魏人口近3500万，是西晋太康年间的翻倍。汉人农民大量加入北魏军队，打破了从前“鲜卑作战、汉人种田”的分野。

　　当北魏继承“汉制”的时候，东晋和南朝的“汉制”却走向僵化。起于东汉的察举制，产生了四世三公的经学门阀与盘根错节的官僚豪族，转到魏晋就发展为门阀政治。由于东晋政权的建立是靠世族支持，于是出现“王与马，共天下”的场景。到东晋南朝时还产生了一个奇观，虽然北方千万流民南渡，虽然江南经济依然繁荣，但“自孙吴至陈亡的六个王朝，在长达300年的时间内，江南户籍上的户口几乎完全没有増长”。因为这些人民都投奔了世族大户成了“私属”，没在官府登记，朝廷一方面不掌握人口数字，一方面失去了更多税赋。门阀政治倡导清谈，产生了最优雅的魏晋风度和玄学思辨，社会衰颓与艺术高峰同时发生。

　　陈寅恪、钱穆都认为，之后的隋唐总体上继承了北朝的政治制度与南朝礼乐文化。比起南朝的因循守旧，北朝的均田、府兵等制度创新更符合“汉制”大一统精神。

　　陈寅恪说，“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注入的与其说是人种，不如说是改革创新精神。

　　北朝对南朝的胜利，不是野蛮对文明的胜利，而是谁更能继承大一统精神的胜利，是兼采胡汉的“新汉制”对僵化守成的“旧汉制”的胜利。同样是世家大族，北方比南方更重现实政治能力，因为北朝大考百僚看实绩。同样是经学，北朝重实学，南朝重玄学。同样是儒生，北朝大量用于朝堂与基层政权，南朝直到晚期才让寒士当官为将。

　　南朝也并非一无是处，其发明的“三省六部制”原型为之后的隋唐所吸取。且东晋与南朝在大一统的理念上，也从未含糊过。东晋南朝272年里，北伐有10余次。从东晋的祖逖、庾亮、桓温、谢安，到宋武帝刘裕刘义隆父子、梁武帝萧衍、陈宣帝陈顼等。虽然都未成功，但谁也不敢宣布放弃。在华夏大地上，任何统治者，谁要放弃了大一统，就等于失去了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