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的今天，一场正义对邪恶的国际大审判在日本东京进行，史称“东京审判”。但近年来，在日本却出现了一股否定东京审判结果，企图为甲级战犯开脱罪责，甚至从根本上质疑东京审判正义性、合法性的思潮。难道60年前的审判在今天真的站不住脚了吗——

　　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史称东京审判，这是国际社会共同意志和人类正义的体现。但近年来在日本却出现了一股否定东京审判结果，企图为甲级战犯开脱罪责的思潮。难道60年前的审判在60年之后真的失去了正义性、合法性？今天又该怎样看待那场国际大审判呢？本文据有关史实回答了关于东京审判的几大问题，有助于人们树立正确的认识。

　　28名被告是怎么选定的

　　东京审判共审判了东条英机等28名被告。那么，这些被告是怎么最终选定的呢？

　　被告的选定是由隶属于盟军总部的国际检察局组织实施的。1945年12月8日，美国人基南被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任命为国际检察局局长，负责调查战犯罪行、确定被告名单的工作。

　　初期的工作都是美国人一手策划、实施的。最初的战争嫌疑犯名单是由盟总对敌情报局(CIC)调查后提出，经美国国务院同意后，由麦克阿瑟发令予以逮捕的。1945年9月11日，麦克阿瑟发出了第一道战争嫌疑犯逮捕令。第一次逮捕名单共39名，其中东条英机位居第一。到12月，麦克阿瑟共发出了4道逮捕令，共逮捕118名。被告就是从这些嫌疑犯中选定的。

　　初期，其他国家的检察人员尚未到达日本，基南主要倚重美国检察官工作。1946年2月以后，成立了由干练的英国检察官考明兹·卡尔为首的由各国检察官组成的检察局执行委员会，推进了罪证调查和被告名单拟定工作。

　　参加国际检察局工作的11国中，美国、中国、英国、澳大利亚检察官都带来了本国提出的战犯名单，其中美国为30名，中国为12名(后追加了21名)，英国为11名，其他国家没有提出战犯名单。但这些名单只是确定战犯名单时的参考，并没有将其作为确定战犯的基础。

　　经过国际检察局执行委员会的反复讨论，1946年4月10日，检察官会议最后确定了东条英机等26名被告。其中，土肥原贤二曾被认为证据不足，会上酝酿将其刷掉。但与会的中国助理检察官向哲濬表示，土肥原是日本侵华的主要责任者之一，中国会很快提供有力的罪证材料。据此，会议将土肥原贤二列入了被告名单。

　　但是，上述26名被告名单确定后，曾经抵制美国专断行为的苏联检察组抵达日本，在了解了26名被告情况后，要求增加被告名单。检察官会议经过投票，同意追加梅津美治郎、重光葵为被告，这样，最终的东京审判被告名单由26人增加为28人。

　　投票结果是6:5吗

　　在许多关于东京审判的著述中，都提到了东京审判最终6:5的票决结果。实际上这是一种误会，因为东京审判的判决结果并没有公开，而且可能永远也不会和不可能公开。任何关于东京审判的票决结果的说法，都仅仅是推测或误传。

　　法庭重要的议事是通过召开法官会议进行的。为了严守秘密，法官们达成共识:法官会议不对外公开，会议只允许法官本人参加，其他人不得代替，也不允许带秘书(只有苏联法官例外。因为苏联法官不习英语，被法官会议特别允许带一名秘书参加会议，但其秘书也被要求宣誓保守会议秘密)；法官对法官会议的内容严守秘密，不得对外公开；法官会议不留文字记录。参加法官会议的法官们都表现出了极高的职业道德，审判期间及审判以后，没有任何一名参加东京审判的法官透露会议的内容，这其中包括法官们最后判决时的具体投票结果。如今，参加东京审判的11名法官都已作古，但没有一人公开投票的情况，又没有会议的文字记录，法庭的最终判决投票结果，也许会永远成为历史上的一个谜。

　　东京审判结束后，人们对法庭的判决结果，尤其对死刑的投票情况进行了种种推测，得出了一些结论，就目前看，是没有过硬证据的。但一些客观的分析，特别是日本学者的一些实证推测，也有一定的道理，可能比较接近甚至合乎真实的投票结果。例如，有人对每位法官以往表现出的立场、法官所在国的法律特征、法庭判决后部分法官发表的不同意见书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得出了一些合理的解释，如印度法官帕尔主张所有被告无罪，因而不可能投有罪票，更谈不上投死刑票。澳大利亚、苏联国内已经废除死刑，这些法官按理说也不应该投死刑票。荷兰法官认为被告广田弘毅的罪证不确定，因而不可能投广田的死刑票，等等。相关推断结果，可参见本文附表。为什么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

　　无论是从宪法上讲，还是从历史事实看，昭和天皇是日本最大的战争责任者。但是，由于战后美国单独占领了日本，是否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态度。

　　1945年9月，美国政府宣布了《战后初期的对日政策》，决定利用天皇及天皇制政府，对日实行间接统治。但在美国政府内部，对如何处置天皇意见仍不统一。有主张惩办天皇的，有主张天皇退位的，还有主张软禁天皇的，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美国政府为了确保占领任务的圆满完成，将能否审判天皇的建议权授予了处在占领第一线的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虽然是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进驻日本本土的，但他认为，如果不利用天皇的权威，占领任务就难以顺利完成。而此时的天皇，也一改过去至高无上的姿态，主动拜见麦克阿瑟。说发动战争并非自己本意，并以“宽大的胸怀”，表示愿为“臣民”犯下的战争罪行承担责任，博得了麦克阿瑟的好感。麦克阿瑟决定利用天皇推行占领政策。为此，他致电华盛顿，推托说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天皇干预日本政治决定的“确凿证据”，然后警告说:“要审判天皇，就必须大幅度地修改占领计划。”而且“还会引起日本社会的极大混乱”，“日本就会瓦解”。如要维持由于审判天皇引起动荡的日本社会，至少需要增加“百万军队”和“数十万”美国行政官员无限期驻扎日本，所有民主化改革都将“落空”。麦克阿瑟的这一判断和恐吓性的建议，对天皇逃脱审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根据麦克阿瑟的建议，美国政府决定不将天皇列入战犯名单。并游说各盟国，促使盟国对日占领最高决策机构远东委员会在法庭开庭前夕做出了不起诉天皇的决定。

　　但须明确的一点是，东京审判未起诉和审判天皇，并不意味着否定了他的战争责任。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和其没有战争责任，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天皇的战争责任是不容推卸的。

　　让日本“自主审判”效果会更好吗

　　战后以来，不少人以为东京审判是战胜国盟国强加给战败国日本的，所以审判是“不公平”的。如果战后给日本机会，让其自主进行战犯审判的话，就会起到既惩罚犯罪、又教育日本人民的作用，效果更好。但这种想法太天真了。其实，一般不为人所知，日本实际曾在东京审判前搞过所谓“自主审判”的闹剧。

　　日本宣布投降后，据说也得到了美军某官员个人的提示，日本政府认为，即使盟国进行审判，日本也先行进行自主审判。日本政府决定进行自主审判有两方面的如意打算:一是可显示日本的主权和司法权仍独立存在，二是想赶在盟国审判之前进行“自主审判”，敷衍盟国，造成既成事实，然后以“一事不二议”的原则为借口，迫使盟国接受审判结果。

　　日本当局认为，美国等西方盟国舆论最为关注和不能容忍的是日本虐待和杀害盟国战俘的罪行。为此，日本挑选了几名虐待和杀害西方俘虏的战犯进行审判，以向美国等国表示日本的“反省”姿态，达到缓和美英等国严厉制裁的目的。从1945年9月至1946年3月，日本军部先后对8名主要是杀害美军战俘的战犯以滥用职权和杀人等罪名进行了军法审判，并很快作出了判决。结果1人判无期徒刑，其余分别被判处11个月至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或不足1年的监禁，无一人死刑。而“巴丹死亡行军”的主要责任者本间雅晴中将，则仅仅被处以停止将官待遇的行政处分。这种审判，完全是对法律和人类尊严的亵渎。实际上，被付之军法会议的8名战犯，都犯有严重的杀人和虐待俘虏等重大罪行。而本间雅晴作为日军司令官，放纵部下，强迫美、菲军俘虏“巴丹死亡行军”，造成两万七千多人死亡的惨案。对于这些罪行累累的战犯处以如此象征性的轻罚，等于纵容犯罪，也表明了日本“自主审判”的虚伪性。

　　1946年2月19日，盟军统帅部发布了“关于刑事权行使的备忘录”的指令，表示日本无权审判对盟国犯罪的战犯。至此，日本的所谓“自主审判”寿终正寝。此后，盟国先后在上海、西贡等地开庭对日本“自主审判”过的8名战犯重新进行审判，其中5名被判死刑，2名无期徒刑，1名30年徒刑。本间雅晴也被设在菲律宾的日本战犯法庭判处死刑。

　　日本战败后对战争的认识和态度，决定了日本绝对不可能认真、公正地审判战犯。因为在天皇、政府及某些国民看来，战犯是“国家栋梁”、是日本的“民族精英”，日本的国家法庭怎能把他们当作罪犯予以审判和处罚？如果日本真心进行国家审判的话，东京审判之后是完全可能的。东京审判仅仅是对其控诉的第一批日本战犯的审判，大量的战犯并未受到追究，完全可以开设特别法庭对他们进行审判。但实际是，东京审判结束后，日本政府不仅没有进行任何战犯审判，反而想方设法提前释放战犯。这与战后德国持续至今的战犯审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说明了德国为什么能与欧洲被害国实现国家和民族和解，而日本却很难实现与亚洲被害国人民的和解。

　　今天该怎样看待东京审判

　　东京审判给人类带来了什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东京审判呢？

　　一、东京审判绝不是胜者对败者进行的肆意报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来自亚洲、欧洲、北美洲、大洋洲的11国法官组成，代表着世界上其他40多个反法西斯盟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它们在人口数量和领土面积上，都构成了国际社会的主要部分。所以说，东京审判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意志和人类正义的体现，绝不是胜者对败者进行的肆意报复。

　　二、拿罪刑法定主义否定东京审判是站不住脚的。东京审判及纽伦堡审判适用的“侵略战争罪”、“反人道罪”、“个人为战争罪行负责”等概念，无论在国际法的理论上还是在国际法的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拿罪刑法定主义否定东京审判是站不住脚的。法律追求的目标是公平和正义，具体的法律条文和规定仅仅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和措施。为达到这一目标，人类就必须依照社会发展变化，制定相应的、具体的法律、法规。德、日法西斯国家所犯下的空前规模的战争罪行，促使国际法必须增加新内容和新概念来应对。如果不是这样，法律的公正和意义将不复存在。

　　三、它昭示世界，谁胆敢策划、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不管他地位多高，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它向全世界表明: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犯罪必定受到惩罚。

　　四、审判是公正、公平、合法的。审判是依据《法庭宪章》等国际法文件，按法律程序进行的。法庭给予了起诉方和被告方平等的权利，被告得到了充分的辩护权利。法庭也不对法官的判断设限，法官都是在完全自由表达自己意志的条件下行使自己权力的。比如，个别法官在法理上不认同东京审判，却一直可以参与审判并公开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法庭容忍被告及其辩护人恣意拖延审判达2年之久，都从不同侧面表明了审判的公正和公平性。虽然审判存在没有审判天皇等不足，但它并不足以推翻东京审判的公正性和合法性。(作者宋志勇为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

　　　十一国法官对七名死刑犯判决的投票结果(推断)

　　　被告

　　　广 田 东 条 土 原 松肥井 武 藤 板 垣 木 村

　　法官国别

　　　美 国 ×××××××

　　　英 国 ×××××××

　　　中 国 ×××××××

　　　菲律宾 ×××××××

　　　新西兰 ×××××××

　　　加拿大 ×××××××

　　　荷 兰 ○ ××××××

　　　澳大利亚 ○ ○ ○ ○ ○ ○ ○

　　　苏 联 ○ ○ ○ ○ ○ ○ ○

　　　法 国 ○ ○ ○ ○ ○ ○ ○

　　　印 度 ○ ○ ○ ○ ○ ○ ○

　　“×”为赞成死刑票，“○”为反对死刑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