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澄湖畔的“后方医院”

　　《沙家浜》的故事是以18个伤病员到沙家浜镇养伤开始的，那么，真实的历史上确实有这样的事吗？

　　“江抗”主力西撤时，在东路阳澄湖畔的后方医院滞留了一批治病养伤的指战员。他们之中有“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江抗”五路(当时“江抗”部队分为五路)参谋长夏光，“江抗”政治部副主任黄烽，还有一些连排级干部及战士等。

　　“江抗”后方医院的前身是常熟“民抗”医院，而“民抗”的全称是“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地方抗日武装。民抗司令任天石出身中医世家，参加抗日武装前一直以行医为生。“江抗”东进后，原新四军六团卫生队与常熟民抗医院合并成立了后方医院，由原六团卫生队队长林震任院长，十几名医护人员多半是由上海地下党输送来的。

　　1957年，时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的刘飞写成长篇回忆录《火种》，并将其中部分章节以《阳澄湖畔》为名发表，讲到阳澄湖畔养伤的情景:

　　“……‘江抗’只得西撤继续坚持抗日斗争，在东路，留下了36个伤病员。

　　“当时，党告诉我们36个同志说，留下我们，并不单单是因为身体条件不行，跟不上主力部队频繁的流动，留下我们，重要的是党需要留下一把火种在东路！”

　　根据刘飞和其他同志的回忆，医院最早是设在芦苇荡中大大小小的渔船上。临近的西董家浜抗日群众掩护着这批伤病员，通过医护人员为他们送饭送菜，并与伤病员约法三章:不能生烟火，不能唱歌，不能出港汊。

　　《阳澄湖畔》中这样写道:“秋天过去，芦苇大部分被割掉，张家浜的乡亲们向县委提出请求:要把伤病员接到村里去住，乡亲们拍着胸脯发誓:‘交给我们吧，只要我们活着，伤病员就不会损失一个！’”

　　一天傍晚，张家浜的乡亲们，把伤病员从小渔船上接下来，不顾生命危险，把他们分散安置在各家门前的稻草堆里。这一年秋收的时候，乡亲们在堆稻草垛时，都不约而同地在稻草堆中间，搭起一张宽敞的床铺，准备帮助伤病员过冬。

　　行动不便的伤病员在村中目标是很大的。有一天，鬼子果然来袭击了。听到消息，张家浜的乡亲们扶着轻伤员，抬起重伤员，迅速转移到湖边，并用船把他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而当年后方医院的医护人员王嶙等，在1989年的一篇文章中，回忆了当年在曹家浜遇险的经历。1939年12月26日，日本鬼子突袭曹家浜，部分后方医院的伤病员、医护人员被围其中。在乡亲们的掩护下，大部分同志脱险，而王嶙本人就是因为当地一位大嫂主动与她姑嫂相称而骗过了敌人。

　　《沙家浜》中的沙奶奶是一个虚构的艺术典型。但当年的新四军伤病员，确实是在阳澄湖畔的广大乡亲们掩护下，才得以生存、康复的。

　　一部分同志伤已经好了，

　　可以先走。

　　走？上哪儿去？

　　我们找部队去呀！

　　——《沙家浜》对白

　　伤病员们找部队去了吗？

　　《沙家浜》中的18名伤病员，在真实的历史上其实是36名伤病员。

　　如前面所说，刘飞在回忆录中就提到了伤病员一共有36名。

　　36名伤病员说法的依据，来自当年芦苇荡中的一次登记。据崔左夫同志1957年写成的《血染着的姓名》一文记载，当年在芦苇荡中，有一天湖水猛涨，冲走了一位伤员，夏光就主持召开一次伤病员会议，进行姓名登记，并组织轻伤员出来放哨。这次登记共有36人，所以后来人们习惯上一直称有36个伤病员。

　　因为战争年代部队流动性很大，所以这第一份记录在案的伤病员名单已经失传了。前些年，通过老同志的回忆和相互引证，形成了陈列在“沙家浜连”连史馆和“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里的36名伤病员名单。

　　那么，这36名伤病员历史上的命运如何？他们后来找部队去了吗？

　　事实上，他们没有去找部队，他们是在党的指示下，在当地坚持武装斗争，并以他们为核心，在江南东路地区形成了一支新的抗日武装力量，即新“江抗”。这种富有传奇色彩的斗争历史，甚至比《沙家浜》中反映的更为辉煌。

　　1939年10月下旬，叶飞率部渡江北上时，把原常熟“民抗”的政治部主任杨浩庐调出，让他重返苏常太地区，和留在那里的伤病员和地方党重新组建部队，坚持武装斗争。

　　11月6日，在中共东路特委代理书记张英的主持下，东路地方党、江抗、民抗三方负责人在东唐附近的一个庙里召开了会议。到会人员除杨浩庐外，还有常熟民抗司令任天石、常熟县委书记李建模等，而新四军伤病员中，职务最高的刘飞因伤势严重需要去上海治疗，就由伤势较轻的夏光代表参加。

　　正如《沙家浜》戏词中所说，留在东路的新四军伤病员原本都想养好伤病重返主力部队。杨浩庐传达了陈毅、叶飞的指示后，大家明确了新的斗争方向。会议决定成立“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即新“江抗”，由夏光任司令，杨浩庐为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黄烽为副主任。同时，常熟民抗恢复活动，仍以任天石为司令。

　　新“江抗”成立后，首先组建了特务连，就是由36名伤病员为骨干组成的。以他们为火种，江南东路地区的抗日形势又开始了新的燎原。

　　身强力壮跨战马，

　　驰骋江南把敌杀。

　　——《沙家浜》唱词

　　新“江抗”是怎样发展壮大的？

　　新“江抗”成立后，一方面与日伪军展开斗争，一方面联合、吸纳其他地方武装共同抗战。

　　夏光、杨浩庐等同志领导了最初的斗争。当时在苏常地区留有两支已被“江抗”收编却未及随主力西移的地方武装。一支是周嘉禄部，曾改编为“江抗”五路独立大队，另一支是殷玉如部，曾改编为“江抗”五路独立二大队。“江抗”主力西移后，周嘉禄、殷玉如埋藏枪支，疏散人员，停止了活动。夏光利用原任“江抗”五路参谋长的便利条件，找到他们反复做工作，说明“江抗”主力西移是执行任务，不久还要回来，鼓励他们拉起人马，重新参加新“江抗”，并派骨干到他们的队伍中加强领导。

　　不仅如此，夏光还与其他一些地方武装联系，或收编、或联合。

　　经过一段时间部队的整合、发展，新“江抗”向日伪军开火了。1940年2月6日，新“江抗”在横泾附近的北桥伏击了日伪军下乡抢粮的汽艇，击毁敌汽艇一艘，然后，向阳澄湖畔的洋沟楼村转移，准备与当地群众共同联欢度过春节。这是新“江抗”所属特务连、独立二大队、民抗一连和省保四团三营一连的第一次集中行动。

　　2月8日清晨，日军警备队得到情报，伪装成渔民袭击新“江抗”。新“江抗”立刻组织还击，双方都凭借村落的房屋，从一个村落到另一个村落进行了激烈争夺。战斗打了整整一天，到黄昏时日军才收兵撤走。

　　洋沟楼一役，不但挫败了日军的阴谋，也打出了新“江抗”的威名。周围群众纷纷相告:“江抗又回来了！”

　　新“江抗”真正的大发展，是从1940年4月谭震林被派到东路主持全面工作开始的。谭震林当时是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是皖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谭震林到达东路地区后，同江南特委，常熟、苏州两县委，江抗东路司令部，常熟民抗的领导人见了面，成立了新四军东路军政委员会并担任书记，将江抗东路司令部更名为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并自任司令兼政委。谭震林明确指出要迅速打开东路抗战的局面，而不是只满足于常熟一地的工作，要求东路地区的党组织亮出共产党的旗号，大刀阔斧展开斗争。

　　谭震林的到来，统一了东路党组织的领导，整合了江南东路地区各种受党影响的抗日武装，吸引了许多农民参加队伍，上海地下党组织还输送了大批工人、职员和学生入伍。到1941年3月，只经过不到一年时间，当新“江抗”整编为新四军6师18旅的时候，部队已经发展到4600多人。

　　在1940年11月谭震林同志发表于《大众报》的《东路一年》一文中，他指出:“如果没有夏光同志独当一面的斗争精神和机智灵活应付当时的环境，那么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顺利的发展。”

　　1941年9月，日伪军开始大规模“清乡”，新四军18旅根据新的形势需要，北渡长江转战苏中，新“江抗”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他们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

　　——《沙家浜》唱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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