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瞿秋白挡住了王明的路，毋宁说瞿秋白挡住了米夫的路。

　　瞿秋白的理论权威地位，成为中山大学校长米夫上升道路上的绊脚石。米夫联合王明，打击和迫害瞿秋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随瞿秋白来苏联求学的瞿景白，也成了陷害的对象，不明不白地“失踪”了

　　从东方大学到中山大学

　　1925年前后，有许多中国人在苏联的所谓“大学”里留学。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就为中国“培养”了不少革命干部。东方大学开办于1921年秋，是一所专门培养革命干部的政治学校。学校为苏联东部地区培养民族干部，也为东方各国培养革命人才。学校有苏联部和外国部。外国部设有中文、朝文、日文、土耳其文、法文、英文等七个班。共产国际派代表参与对学校的领导。瞿秋白第一次赴苏期间，曾应聘为东方大学中国班教授，讲授俄文并担任理论课的翻译。当时，这个班的学生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王一飞、彭述之、柯庆施等四十多人。——说起来，这些人都算是瞿秋白真正意义上的学生。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其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都与苏联打得火热。为“纪念”孙中山，也为了更好地“支援”中国的革命，苏共决定在莫斯科开办一所以孙中山命名的大学，为中国革命培养更多的“人才”。是年秋，学校开学，首批有三百多名中国学生入学。学校开办时，全称是“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简称“孙逸仙大学”或“孙大”。1927年，国共分裂后，又改名为“中国孙逸仙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但人们习惯上总是称之为“中山大学”或“中大”。中山大学开办后，原东方大学的部分中国学生转到了中山大学。国共两党后来的许多要人、名人，都曾在中山大学学习过。国民党方面，蒋经国是中山大学毕业生，其他如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郑介民、康泽等，都是中山大学学生。把子女送往苏联学习，那时在国民党上层也是一种时尚。冯玉祥之子冯洪国、邵力子之子邵志刚、于右任之女于秀芝，都曾进入中山大学。至于共产党方面，在中山大学学习过的就更多了。邓小平、陈伯达、吴玉章曾在中山大学学习，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王稼祥、杨尚昆等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全都毕业于中山大学。

　　瞿景白进入中山大学

　　1928年3月底，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决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并要求瞿秋白、周恩来先期赴莫斯科，进行筹备工作。4月底，瞿秋白出发赴苏。此行先从上海辗转至满洲里，然后从满洲里秘密出境，进入苏联，于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

　　瞿秋白的胞弟瞿景白，也于此时来到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学习。

　　瞿景白为瞿秋白二弟，生于1906年，小瞿秋白7岁。1921年夏，瞿景白考入当时十分著名的“浙江一师”(即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4年秋，瞿景白来到上海，随瞿秋白进入上海大学。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瞿景白走在示威队伍前列，因此被巡捕房逮捕。在审讯时踔厉风发、慷慨激昂。上海大学期间，瞿景白加入了中共，后曾担任共青团上海曹家渡区团委书记。1927年3月，瞿秋白赴武汉筹备中共五大，瞿景白随行，在汉口负责中共中央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的记录，成为瞿秋白的得力助手。在此期间，瞿景白还与邓小平等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一起，为“八七会议”做了会务工作。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瞿景白与会担任秘书工作。

　　会后，又与瞿秋白合编了《中国职工运动材料汇编》。

　　俗话说：“龙生九子，个个不同。”从不多的资料看，瞿景白与长兄瞿秋白个性颇为相异。瞿秋白温和中不无懦弱，谦抑中夹杂畏葸，面临矛盾习惯取调和折中的态度，遇到打击习惯忍让妥协、逆来顺受。而瞿景白则敢作敢为，抗直有肝胆，喜怒形诸色，是一条响当当的汉子。——也正是这种性格，使他客死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是死无葬身之地。

　　有操纵中共野心的米夫

　　1920年，瞿秋白以《北京晨报》通讯记者的身份赴苏联，在此期间接触并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1922年2月，在莫斯科由常州同乡张太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11月，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在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瞿秋白担任陈独秀的翻译，引起陈独秀注意。会议结束后，陈独秀命瞿秋白随自己回国工作。此后几年间，一步步进入中共中枢。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瞿秋白成为中共实际上的“一把手”，到达政治生涯的顶峰。但好景不长。在次年于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瞿秋白便开始走下坡路，从此一蹶不振。直到1935年6月被国民党枪杀，在这7年间，瞿秋白在党内饱受打击迫害。

　　有两个人，严重影响甚至左右了瞿秋白的命运：一个是苏联人米夫，一个是中国人王明。米夫生于1901年，小瞿秋白两岁。1917年，米夫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先后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学院和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从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并兼任了东方大学的研究员，专门研究远东革命，开始了对中国的关注。1925年中山大学开办，米夫任副校长。当时，米夫受共产国际委托，研究中国“五卅运动”的经验教训。1926年，作为这个“项目”的成果，米夫出版了《上海事件的教训》，这是他第一本“研究”中国问题的小册子。同时，他又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中国的农民问题》，文章批判托洛斯基的观点，强调中国应该大力进行土地革命。《上海事件的教训》使米夫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专家”，《中国的农民问题》使米夫成为中国农民问题的“专家”。又由于坚定地反对托洛斯基，拥护斯大林，米夫便大受斯大林青睐，一时间成为耀眼的政治明星和理论权威。1927年，米夫升任中山大学校长，接着又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和中国部部长，代表共产国际领导中国革命，成为对中国共产党颐指气使的“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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