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夫与瞿秋白
米夫其人,才学平平,但政治野心却极大,虚荣心也极强。他要求中共最高领导层不但要绝对听命于他,还要在理论上绝对崇拜他,要视他为救世主。瞿秋白是中共党内公认的理论家。对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农民问题,瞿秋白也有自己的观察、思考和研究,在与米夫相遇前,也曾发表过《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这样的文章。在内心深处,瞿秋白当然不能认同米夫对中国问题管窥蠡测、吠影吠声式的所谓“研究”。瞿秋白的“书生意气”虽然不像陈独秀那样强烈,但毕竟也有着一个“书生”起码的节操。瞿秋白不会当面顶撞米夫,也能对米夫保持一个“下级”对“上级”必须的尊敬,但要瞿秋白时时处处在并无真才实学的米夫面前唯唯诺诺、低眉顺眼,甚至以“粉丝”的面目,无限崇拜地仰视着,这瞿秋白做不到。这也就意味着灾难不可避免。
在中共六大上,米夫十分活跃,以指导者和决策者的面目出现。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回忆说:“这次大会,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举行,布哈林等人,并不经常来参加,但担任中国部长的米夫,率领着土地问题专家沃林等人,却是每次会议都在座。米夫甚至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在那里施加压力。……因此,在大会期内,我和瞿秋白双方都觉得米夫锋芒太露,有操纵中共的野心。”(东方出版社,1998,第二册,第381页)对于瞿秋白来说,更要命的是,又与米夫同在草拟关于土地和农民问题决议案的小组。米夫代表共产国际,瞿秋白则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对米夫的夸夸其谈,瞿秋白固然不去反驳,但也不表示衷心信服。在六大上,瞿秋白的所谓“盲动主义”受到批判。在这次会上,向忠发成为中共总书记,瞿秋白虽然仍然保留了政治局委员的名分,但不再是“常委”,且被决定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而留在莫斯科。这意味着要与米夫这顶头上司保持一种日常性的接触,要常常去请求他隔靴搔痒的指导、聆听他自作聪明的教诲、接受他居高临下的训斥。——对于多才多艺的瞿秋白来说,这实在是很难堪的。
一心攀附米夫的王明
严重影响和左右了瞿秋白命运的另一个人,是中国人王明。王明,本名陈绍禹,1904年生,安徽六安人,小瞿秋白5岁,小米夫3岁。1925年夏,在武昌读书时加入中共。当时,瞿秋白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与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共同组成中共最高领导层。1925年秋,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办,王明作为首批学生之一,进入中山大学学习。
与米夫一样,王明也是一个政治野心极大的人。1927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王凡西,在他的《双山回忆录》中,曾这样评价王明:“陈绍禹在各方面和周恩来相比,都只好算是一个侏儒,但他有一点强于周恩来,就是他有夺取第一把交椅的野心和韧性;为达此目的,他甚至不惜应用任何手段的(包括非革命的和最卑劣的在内)。因为归根结蒂说,陈绍禹不是革命家,而是一个富有冒险精神,工于心计,能玩弄无耻手腕的政客。”“那时候,以陈绍禹在党内的地位(即一无地位)说,离争取‘第一’的路程还非常之远,但凭他和斯大林直系的结托之亲且密,他却有充分理由来从事准备。以向忠发代替瞿秋白,在陈绍禹的时间表上不过是将来取而自代的一个步骤。”(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82页)王凡西认为,刚刚加入中共的王明,就有了成为中共最高领袖的野心。
米夫与王明联手
为了达此目的,王明一进入中山大学,就千方百计地接近、讨好副校长米夫。米夫是斯大林的红人,代表共产国际领导中共,中共人士顺昌逆亡。如果能成为米夫的红人,成为中共最高领袖就决不是妄想。
王明的第一步很成功。他很快与米夫建立了“亲且密”的关系,让米夫对其十分信任、宠爱。在1927年第一期《共产国际》杂志上,米夫发表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对斯大林的有关观点进行了吹捧和阐发。不久,联共(布)中央就派遣以米夫为团长的中央宣传工作者代表团来华,对中国的革命实地考察,而王明则被米夫选作自己的翻译,陪侍左右。在这期间,王明随同米夫参加了中共五大。米夫曾向陈独秀建议,让王明主持中共中央宣传部。陈独秀是何等人物,岂能任米夫摆布。结果,只同意王明作为一般的工作人员,在宣传部工作。——可见,米夫这次将王明带回中国,并不只是让王明替自己当翻译,而是要将王明留在中国,让王明快速进入中共核心层。
野心勃勃的王明,只想着一步登天,对于中宣部普通工作人员的职位,当然不满意。更重要的是,失去了米夫的直接保护,在博学而又正直的陈独秀、瞿秋白眼皮底下工作,本不过是墙上芦苇、山间竹笋的王明,自知前途渺茫,于是又随米夫回到了莫斯科。当时,王明那一届中山大学学生已经毕业,王明作为毕业生留在中山大学任职,担任中山大学支部局宣传干事和联共(布)党史教员。他仍然想直接借助米夫之力,扶摇直上,平步青云。在中山大学时,曾是王明手下干将、也是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盛岳(盛忠亮),后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一书中,也这样评说王明:“毋庸争辩,陈绍禹是一位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当米夫在1927年接替拉狄克任中山大学校长时,陈不遗余力地取得米夫的信任。从那时起,陈随时向米夫提出有关中大和党务工作的建议。陈干的这一切差使,自然就为他的日后跃居显位铺平了道路。”(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05页)。不过,盛岳毕竟当时与王明合穿一条裤子,所以在晚年的回忆中,把王明苦心攀附米夫的时间推迟了。王明不是在米夫1927年当了校长之后才开始攀附米夫的,而是一进入中山大学即开始行动了。
瞿秋白挡了谁的路
本来,王明的野心,与瞿秋白没有太大的关系。但米夫却与王明联手,不择手段地对瞿秋白施以打击、迫害,甚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原因何在呢?我读过的有关论著,几乎都做了这样的解释:王明急迫地想执掌中共大权,而米夫也想通过王明控制中共,但瞿秋白却是他们的障碍,瞿秋白挡住了王明的路,因此必须尽快把瞿秋白“搞倒搞臭”。由于众多研究介绍者都这样解释这一时期瞿秋白、米夫和王明的关系,所以这几乎成为一种“常识”。这样的解释,虽然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我以为,却不能说明事情的全部真相。米夫想通过对自己言听计从、俯首帖耳的王明控制中共,成为中国革命的“总设计师”,这不假;王明想依靠米夫的提携,获取中共最高权力,也是真。但要说瞿秋白挡了王明的路,说他们必须推倒瞿秋白才能让王明实现他的政治野心,却有些牵强。中共六大后,瞿秋白已经离开权力中心,只不过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要成为中共最高领袖,瞿秋白对他构不成实质性的阻碍,因为瞿秋白并不站在王明的必经之路上。1927年,米夫把王明带回中国,让王明参加五大,建议陈独秀让王明主持中宣部,就是在开始把王明推向最高峰。这就完全绕开了瞿秋白。可见,如果仅仅是想让王明成为中共最高峰,米夫是用不着那样在意瞿秋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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