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海伦，也许就不会有《西行漫记》”

　　火车在景象奇异、层层叠叠的黄土高原上缓慢地爬行。从郑州转陇海线，沿黄河一路到潼关，那里是山西、河南和陕西三省的战略要道。海伦摊开笔记本，写下:“1937年4月22日下午4时30分。黄河——人们挖野菜充饥。黄河流域成了一片沙漠，河床比周围地面高出许多。”

　　这是海伦在采访笔记上所记下的第一笔。

　　此前不久，埃德加采访笔记中的大部分内容已被收录进《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在北平秘密出版发行。真正的《西行漫记》这时还没写完，在北平盔甲厂13号(今北京站附近)的一间屋子里，刚刚送别了妻子的埃德加正在奋笔疾书。

　　《斯诺与中国》(2005年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一书的作者武际良先生研究埃德加·斯诺多年。他的一个结论是，没有海伦，也许就不会有《西行漫记》，因为斯诺本来已经准备离开中国，是海伦的出现让他改变主意留了下来。

　　埃德加与海伦，相遇于1931年盛夏的上海。一个是小有名气的旅行作家，刚刚穿越过人烟稀少、瘴气弥漫的中缅边境原始森林，不幸被一头骡子踢伤了膝盖骨；一个是提着高尔夫背包、拎着网球拍刚到中国的漂亮姑娘，打算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工作一年，然后周游世界，成就当一名大作家的梦想。

　　海伦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毫不掩饰第一次见到埃德加时的失望。她本以为埃德加是一位“勇敢无畏，意志坚强，体魄健壮的环球旅行家”，然而两人在上海的沙利文咖啡馆初次见面时，出现在她面前的却是一个身体瘦削，脸色苍白，雀斑十分明显的年轻人，穿一件皱巴巴的白色亚麻西服，走起路来还有点跛脚。

　　但埃德加很快让她改变了印象。那次会面中，他给她讲述了自己在东南亚旅行的传奇遭遇，这让海伦重新审视对面的人。她发现，埃德加虽然消瘦，但长得很匀称。“一头漂亮的棕色卷发，长着长长睫毛的眼睛里透着和蔼可亲的神色，交谈时间或眯缝起来，显得雾蒙蒙的。”“不管怎么说，他使人一见入迷。”

　　埃德加对海伦更是一见钟情。本来，因为母亲去世等原因，他正处在情绪的低潮，已准备离开中国，但因为“一尊希腊女神的出现”，他继续留了下来。

　　1932年12月25日，海伦的名字后添上了斯诺的姓氏。在那之前，海伦拒绝过埃德加的21次求婚，直到埃德加出版了第一本著作……

　　1936年6月间，埃德加·斯诺得到张学良的帮助，从西安进入红区，成功地冲破了国民党当局对红区长达9年的新闻封锁。

　　海伦也打算沿着丈夫走过的路线，从西安进入红区。此刻她还无法预料到，自己此行并不如埃德加那般幸运。

　　一进西安即被“重点关照”

　　1937年4月23日，火车载着海伦开进了西安车站。

　　“雨把所有的市民关在家里，街道上死一般的寂静，异常凄凉。”这是当日海伦所见到的西安。

　　就在海伦到达西安的几天前，西安被南京政府完全接管了。

　　“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组织，一个群众组织也没留下，一个东北军的军官也没留下，只有几个学生……杨虎城不仅没有权力，而且几天以后就要被迫去欧洲”。海伦把所见所闻都写进信里，寄给身在北平的丈夫。她特别提到，整个“西京招待所”里只住着两三个客人。海伦本不想住在那里，但身不由己——西安事变之后，当局不再发放来西安的签证，没有签证的人只能在城里停留24小时，所以任何一个进西安城的外国人都会受到特别的“关照”。

　　70年前陪伴海伦西行的王福时老人，今年已经96岁。据他回忆，海伦一下火车就被军警们送进了西京招待所，那里是当局允许的、在西安的外国人惟一可以下榻的地方。他眼睁睁看着也没办法，以后一切只能靠海伦自己了。

　　按照原定的计划，海伦本应在到达西安的第二天清晨搭乘军用卡车离开西安。所以她没开房间，就溜出西京招待所，住进了一位朋友家里，准备次日一早离开。

　　然而，原定次日5时抵达的军用卡车没有按时出现，却等来了一位警察队长。多年以后，海伦在回忆录中这样提到那位队长:“由于睡眠不足，他的眼圈出现了黑晕，但眼中闪耀着若有所获的光芒。”

　　西安的警察们的确一宿没睡，他们全体出动寻找海伦的下落，所有外国教会人士的住所都被搜了个遍，出城的汽车、卡车一辆不放过。哨兵也接到上头命令，要他们密切注意一名美国女人。

　　“按照你的特殊情况，还不仅是个护照签证问题。”警察队长告诫海伦。海伦这才获悉，南京政府已经颁布了禁令，禁止任何新闻记者进入西安周围的军事区域。南京还发来了一张名单，8名外国记者成为重点监管对象，埃德加·斯诺的名字位列第一。

　　“可我的名字不在名单上。”海伦试图抓住这个小小的漏洞，进行抗辩。

　　“那不重要，”警察队长说，“你和你丈夫是一样的，无论怎么说，你是做记者工作的。”

　　看来，当局已充分掌握了海伦的“前科”。这的确不是海伦头一次来西安，上一次是在1936年10月初，西安事变发生前。

　　那一次，为了寻找进入红区采访、久无音信的丈夫，海伦与红军特使王林一起到了西安，希望也能前往红区。当时红军第二和第四方面军刚刚到达陕北，国民党正在部署新的围剿，空气很紧张，海伦第一次进入红区的努力失败了。但她见到了张学良。

　　海伦向张学良提了5个问题，没想到，少帅的回答与蒋介石的政策口径大相径庭，他说:“如果共产党人能够与我们精诚合作，在中央政府领导下共御外敌，那么这个问题(剿匪的问题)也许有可能得到和平解决。”海伦敏锐地察觉到，一种别样的气氛正在“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和西安城里悄悄酝酿。她把与少帅的会面写成文字，但西安电报局拒绝拍发。海伦不得不火速返回北平，将报道发给《伦敦每日先驱报》。这篇报道被美国合众通讯社转发，发往全美国和全中国，成为对西安事变最早的“预报”。当然，海伦的记者身份也铁证如山。

　　抗辩无效，海伦被4名警察“护送”着回到了西京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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