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西行漫记》补充采访

　　1937年那个炎热多雨的夏天，在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海伦约见了很多人，提出了成千个问题。因为要记录的东西太多，以致她的手患上了永久性痉挛。全部采访结束时，采访笔记多达27本。

　　按照军事科学院高级研究员鲍世修的统计，除了访问毛泽东，海伦还采访过朱德、彭德怀、徐向前、萧克、贺龙、罗炳辉、项英、王震等十多位红军将领。在战事频仍、居无定所的岁月里，红军将领们根本没有时间去从容地书写或记录些什么。海伦的采访，恰好弥补了我军早期高级领导人疏于笔录的空白。

　　本身作为一名女性，海伦还对革命队伍中的女性和“红小鬼”给予了许多关注。康克清、蔡畅、丁玲与她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在她笔下也能找到很多“红小鬼”的身影，其中一个“红小鬼”刘炽总是缠着海伦学踢踏舞，后来刘炽成了中国著名作曲家，《我的祖国》、《风烟滚滚唱英雄》、《让我们荡起双桨》等脍炙人口的曲子都出自他手。

　　当然，海伦始终没忘自己此番西行的首要任务——帮埃德加做补充采访。朱德总司令是她第一个想采访的人。由于长期的新闻封锁，外界对红军的了解极少，很多人甚至将“朱毛”当成是一个人。埃德加在保安采访时，朱德率领的红军队伍尚未到达陕北，这部分采访得靠海伦替埃德加补上。

　　在海伦眼里，“朱总司令是个头发灰白的50岁的老战士，至少有半生岁月是在激烈的战斗中度过的。在他脸上深深的皱纹中，仿佛写下了中国没完没了的内战中各次战役的悲惨故事。他的嘴巴老是带着忧愁与严肃的表情，可是，他一笑起来，满脸笑容，令人心醉。”

　　6月间，海伦托人将14本采访笔记和她拍的20多个照片胶卷从延安带回北平，交给埃德加，正好赶上《西行漫记》的收尾阶段。有关朱德的第一手材料和11张照片及时地补充到书中。这年7月，在日军进犯北平的隆隆炮声中，埃德加完成了书稿，10月以《红星照耀中国》为名在英国伦敦正式出版，并很快有了名为《西行漫记》的中译本秘密流传。

　　“所以，《西行漫记》是两个人合作、两次西行的产物。”几乎所有研究《西行漫记》的专家都这么说。

　　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会长安危曾在海伦生前多次拜访过她。上世纪80年代，他第一次向中国学界公开斯诺夫妇的部分往来信件，从这些信件中可以发现，海伦在延安期间，夫妇二人鸿雁传书，就采访与写作事宜始终保持着沟通。埃德加甚至给海伦出主意，教她如何采访毛泽东:“建议你设法使莫西(毛泽东)进行哲学辩论，把它记录下来。”海伦照办了。后来她始终认为，毛泽东在1937年七八月间写的《矛盾论》、《实践论》两篇名著，与她所提的哲学问题有着某种关联。

　　据说，毛泽东还曾同意与海伦合写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小册子。在7月4日美国独立日那一天，他第一次与海伦就“中国革命的实质”进行了交谈。然而这本小册子最终没能写成，因为“七七事变”爆发了。

　　海伦亲眼目睹了那段特殊的时刻:“卢沟桥事变后的整个七月间，延安的气氛充满了疑虑。每晚，为数不多的几台收音机旁挤满了心情焦急的听众，街头巷尾到处是忧心忡忡的猜测。红军总是整装待命，一声令下，五分钟就可以开赴任何前线。‘七七事变’后，红军枕戈待旦，求战心切。”

　　8月11日，海伦去向毛泽东探询消息。采访是头一天约定好的。

　　“晚上9时，细雨蒙蒙，毛主席安然坐在庭园里的一张外国式的帆布躺椅上，吸着香烟。”海伦在回忆录里写道，“毛泽东同我握手问候，然后退回暗处坐了下来，燃起了一缕袅袅的香烟雾，神态有如居于洞穴中的阿波罗神。他从不撩起额前蓬松乌黑的浓发，也不摆弄钢笔或铅笔。他那双匀称的大手和他的语调一样安详。”

　　“你怎样看待抗日战争的前途？”海伦问。

　　“非胜即败，只有这两种可能，怎样才能胜利呢？我们必须鼓足勇气，继续战斗，保持士气。如果中国能够实行十大纲领，我们一定会胜利，不然就要亡国。”

　　随后，海伦得到了一份文件，这使她成为第一位了解“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外国记者。

　　一封42年后送达的主席亲笔信

　　那次会见后不久，时局的变化天翻地覆。按国共合作协议，红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1937年8月22日，朱德被任命为八路军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全中国的红军，都穿上了南京政府供给的国民党军服，连朱德也戴上了国民党的军帽。

　　当时的延安群情激昂，人人都想上前线，谁也不想留在后方。战士们开始试枪，枪声在小山谷里回荡。

　　海伦询问了很多人，对红军整编成八路军有什么想法。“在危亡之际，为了卓有成效地进行抗日战争，我们必须维护中国的统一。”几乎所有人都这样回答，包括海伦的小警卫员。但在他身上，海伦还是看到了另一种同样真实的情感。

　　8月29日，海伦在笔记本里记录下这样一幕:“我看见我的警卫员，他战战兢兢地用手指拨弄着新发的国民党军帽，搓着那颗资产阶级的青天白日搪瓷帽徽。毫无疑问，他正在回想那颗破烂的布红星——他从江西戴着它经过了长征；当它脱线后变得无法辨认时，他又用自己可爱的手指重新缝好……”

　　八九月间，八路军进入前线驻防，并很快取得了平型关大捷，那是中日开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取得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海伦决定去山西前线当一名战地记者，但这需要征得毛泽东的同意。

　　后来担任过新中国轻工部副部长的余建亭，当时正在抗大二期14队学习，也是延安的临时翻译。老人至今记得，当他作为翻译陪着海伦走进毛主席的窑洞时，主席正在吃饭，桌上除了笔墨纸砚外摆着两个小盘子，一个是炒鸡蛋，一个是炒蔬菜，数量都不多。在那次会见中，毛主席特意亲笔为海伦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平，嘱咐邓小平好好照顾斯诺夫人。

　　9月7日黎明，海伦从延安启程奔赴前线。那是一段精疲力尽却又精神愉快的旅行，一行人在泥泞中艰难地行进了12天，时而步行，时而骑马。警卫员只吃小米饭，但每天晚上都为海伦做蛋羹和瓜菜汤。所有的食物都是花钱买的。海伦注意到，战士们即便只用几分钟老乡的炉灶，也要向老乡付钱。“他们在离开时总是把住处打扫得同来时一样干净——甚至更干净。不管他们因为小米不够吃而多么饥饿，也没有人想去抢劫路旁的果园或菜园。”对于这支军队为什么能有战斗力，海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遗憾的是，当海伦他们最终赶到了云阳的八路军司令部时，最后一支部队已于几个小时前开拔了。只差几个小时，海伦没能赶上去前线的队伍，也没能见到邓小平。

　　海伦只好打消了去前线当战地记者的念头，决定回西安。

　　回程路上，她最担心那些胶卷和采访笔记的安全，于是亲手缝了一条布袋，把笔记本的硬壳都拆掉，和胶卷一起塞进袋子里，每当有危险，就把袋子围在腰间，罩在上衣里面。

　　而毛主席亲笔为她所写、却未能送达邓小平的那封介绍信，她一直精心保存着。直到1979年中美邦交恢复，邓小平首次访美，1月30日，华盛顿市在五月花大酒店举行盛大欢迎酒会，包括卡特总统在内的许多美国政要、国会议员、社会各界名流都应邀出席。在那次酒会上，特意穿了一件紫红色唐装的海伦来到邓小平跟前，掏出当年毛主席写的亲笔介绍信交给他，同时说了一句半开玩笑、却包含几许沧桑感慨的话:“邓小平同志，您还真难见着啊！”

　　此时，距离毛主席为她写这封信已经42年。写信的人已然不在，而传信的人和收信的人，都已是年逾古稀。——当然，这是后话。

　　1937年那个秋天，结束了红区之行的海伦在西安登上开往北平的列车。火车即将开动，一路护送她从延安到西安的小警卫员站在车厢口最下一级台阶上，使劲低着头，沉默不语，不让人看见他的眼泪从黝黑的面颊上滚落下来。

　　此情此景让海伦也十分动情。多年后回忆起当日场景，她写道:“这是一个中国人在流眼泪，好像送别他最亲近的亲戚。这是中美友谊的根基。”

　　在那一刻，海伦立下心愿:决不做任何损害中美人民之间友谊的事。

　　“我愿在墓中面向东方”

　　1939年，海伦撰写的《红色中国内幕》(又名《续西行漫记》)在英国伦敦出版。在此之前，书稿就已被译成中文秘密流传开来。只是，这时斯诺的名字已被各种反动势力视为洪水猛兽，为了书籍能顺利出版，海伦只好取了一个笔名:尼姆·威尔斯。

　　1940年底，埃德加和海伦离开了中国。临走时，海伦不顾埃德加的反对，硬是收拾了40多箱行李，其中大部分是文稿和资料，她知道这些东西是多么来之不易、多么珍贵……

　　他们回到了美国。在康涅狄格州的麦迪逊镇，埃德加·斯诺用《西行漫记》所得稿费买下了一座建于1752年殖民地时代的古老农舍，那是一座幽静而孤寂的老房子，斑驳的外墙上爬满了英格兰青藤。从1949年起，海伦就一直住在这所老房子里，直到晚年进养老院。

　　新中国成立后，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起就开始关注和客观报道红色政权的一批外国新闻记者，包括斯诺、詹姆斯·贝特兰、史沫特莱、白修德、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成为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和最尊贵的客人，在中国享有崇高的声望与礼遇。

　　1970年，埃德加·斯诺应邀访华。在那次重返中国的旅程中，他作为毛主席的客人参加了当年的国庆大典。在天安门城楼上，斯诺站在毛主席的右手边，与主席谈笑风生；他美丽的妻子则站在毛主席的左手边，出神地眺望着天安门广场。那里旗浪起伏，人海沸腾。

　　然而那女士已不是海伦。此时，海伦正独自一人呆在麦迪逊镇上的老房子里——1949年5月，海伦与埃德加离婚了。

　　关于两人离婚的原因，海伦本人后来曾对其中国朋友大略提及，原因之一是两人想要的生活不再一致，海伦希望继续写作，而埃德加想要过有儿有女的安定生活。

　　离婚那年，海伦42岁。她终身没有再婚，名字中始终保留着“斯诺”这个夫姓。

　　对于那份失去的爱，海伦心中到底有多少遗憾，多少惋惜？外人也许永远无法真正了解。但海伦在其晚年回忆录《旅华岁月》里写下的一段文字，或可视为她对自己与埃德加之间那段情缘的回望:

　　“我想起了那么多年前两位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是多么勇敢；他们对任何人，甚至是相互之间的要求是多么微小；他们给予别人的是那么多，但又不在别人面前提起它，甚至在两人之间也不谈及这些事。这段经历本应使我们俩得到比离婚更好一点的结局。但是，我们俩离婚的结局却暗含在这段经历中。

　　“一出没有怜悯、没有悲剧、没有冲突、没有善恶之争的戏还算是出好戏吗？”

　　海伦的后半生专注于著述。在那台古老的英文打字机上，她总共完成了四五十部著作，其中一半是关于中国的。但受朝鲜战争和麦卡锡时代的影响，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没能出版，直到今天也如是。但海伦对此不以为意，她对时常前来探望她的中国学者安危说:“我的书不是为出版商所写的，我是为了中美两国青年人所写的。”

　　晚年的海伦生活清苦，依靠微薄的政府救济金生活。她没有子女，每周有一位护士家访一次，平时没有人照顾；身体也不好，床头就放着氧气瓶。从中国来的客人经常为她的窘迫生活而难过不安，愿向她提供一些必要的资助，但海伦每次都予以拒绝，她说，这就是她想要的生活。

　　1991年，中华文学基金会将第一届“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颁发给海伦·斯诺。那年秋冬之交，金坚范陪着基金会会长张锲赴美向海伦颁奖。他清楚地记得，临别时，海伦拿出一份当年9月30日的《中国日报》，指着上面一篇题为“毕生热爱中国”的写她的文章，提高嗓门说:“这不是一个毕生热爱的问题，而是我研究中国的结果。”

　　她说，从1932年到1949年，她和埃德加组成了一个独立的两人小组，任务只有一个:从事实中来了解中国革命的真相，并得出自己的结论。无论她以前写的还是现在写的，都不过是独立思考、客观报道而已。

　　1997年1月，海伦·斯诺以90岁高龄病逝。而埃德加·斯诺已先她于1972年2月逝世。

　　埃德加死后，根据其遗愿，他的一部分骨灰被安葬在了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海伦死后，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讣闻中说，斯诺夫人研究中国的结论是:社会主义为中国展示了美好的未来，因为引领这一社会主义的，是中国历史性的高尚道德观念。

　　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愿在墓中面向东方，那是太阳升起的方向。”

　　所有私人的情感纠缠都随时间而去。惟有一份对中国的共同挚爱，或许可以超越一切世俗关系，永远维系在两人之间。(记者 侯健美)

　　(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武际良、安危、鲍世修、张小鼎、汪健等多位专家以及海伦亲友的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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