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一部名叫《我叫刘跃进》的贺岁片借作家的名头火了起来。据说，它有着“打响第一炮”的特殊意义……

　　　

　　引子：

　　春节前，我的短信是这么发的：

　　震云老师，我是您的小老乡，5年前《手机》那阵儿采访过您，不知还记得否？这次想找您聊聊《我叫刘跃进》，聊聊“作家电影”，行么？

　　很快，电话打回来了，特和气：智勇，这一阵我聊得不少了，咱们还聊么？

　　我说：要不，再找角度，还聊吧。

　　刘震云说：好，再找角度，还聊吧。

　　于是就聊了。

　　但是，说再找角度，其实不容易。用刘式话语说，“刘跃进”好比是个汴梁；我的采访，就是带读者去汴梁旅游。既然到汴梁，就绕不过铁塔、龙亭和包公祠；也不是绕不过去，绕过去了，又干嘛去汴梁呢？

　　或许还有这么一条路：别人带您看了铁塔啥模样，包公祠好在哪；咱让您看看：为啥铁塔长成这样，包公祠里为什么有这么一块碑，塔和祠旁边的胡同里都有啥……

　　就是它了，走走看罢。

　　作家电影是怎么一档子事？

　　记者：现在很多媒体在说，刘震云的贺岁片《我叫刘跃进》是“作家电影”的第一发炮弹。我有点搞不明白这个“作家电影”。按说，作家写小说然后拍成电影的不少，莫言的《红高粱》啦，李碧华的《青蛇》啦，他们俩不算“第一炮”，您这个算，那说明这个提法不仅仅是“把作家作品拍成电影”这么简单……

　　刘震云：我觉得，一个名词是谁提出来的，很重要。

　　“作家电影”，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就有人提了，是作家提出来的。他们主张，电影是写作的手段，摄影机是另一种笔，作者就是导演。这种电影非常崇尚个人化、风格化，拍出来以后，观众看了想睡觉；睡醒了一觉接着看，还接得上。

　　这次提出的“作家电影”，是电影人提出来的。还不是一般的电影人，是一个掌门人级的电影人：中影集团副董事长韩三平。那它就跟法国的是两码事了。

　　记者：电影人提出来怎么了？

　　刘震云：韩总这个提法，可以理解为一个口号，有它的现实针对性。针对的就是中国电影的某些现状：动辄大场面、大制作、大明星，但内容缺失。如同一盒华丽的月饼，一层层包装都很精美，但馅是馊的。

　　那么，怎么办？得从源头上去抓，抓有营养有内容的剧本。

　　这个口号有几个具体要求：首先要求好看；其次要写当下的生活，不能老是秦朝、唐朝的事，银幕生活与观众生活要息息相关；三，用韩三平的话说，要有“深邃的洞察力和卓越的表现力”，要对生活有认识，不能娱乐一下就完了。

　　要说，这四条也是常识，就好像农民必须把地种好一样，似乎不用刻意讲。但从战略高度提出来，还是很有建设性的。这个口号提与不提，对中国电影来说，不一样。

　　第一炮打响的背后……

　　记者：既然是韩三平的运筹，或者说是号召，怎么第一炮选您来打响了呢？

　　刘震云：有一次，我和韩总一道去济南。在车上两人聊天儿。韩总问，你现在干嘛呢？我说，写个小说。什么小说？能用三句话说清楚么？问好多导演他们在拍什么，他们说，必须拍出来让你看，说是没法说清楚的。

　　我说：不用三句话，三个字就能说清楚：羊吃狼。

　　韩总说：太好了！弄罢！

　　就弄了。

　　劫人，还是劫粮？

　　记者：可听说韩三平似乎提出了“劫人说”：说是既然好剧本缺，能不能像曹操劫粮道一样，从根上做起；甚至不劫粮了，开始劫运粮的人。听说，你是被劫过去的第一位作家？

　　刘震云：我被劫的还是粮食，人还没被劫。

　　记者：怎么会呢？听说您都当了制片人了……

　　刘震云：没有，没当制片人，那是有些媒体瞎传的。我的小说很多被改成电影，很多人就觉得我介入影视很深，其实不是。我认识很多拍电影的朋友，比如说冯小刚导演、马骊文导演。生活中相知，合作起来就节省成本。这个成本不是钱，是沟通成本。他们问：改成电影行么？我回答一个字就行了：行。

　　我对影视不了解，主要靠朋友。

　　司马迁干了记者的活？　　

　　记者：但很多人还是觉得，你是位特别看得起电影的作家。

　　刘震云：我不光看得起电影，我还看得起戏剧，莎士比亚我就挺看重的。我还看重唐诗，李白和杜甫的诗，还看重词，苏轼的词……

　　记者：“特别看得起”这个词，我是委婉着转述的。他们似乎有点别的意思……

　　刘震云：拍好电影跟写好小说一样不容易，艺术形式没有高下之分。重要的是在艺术形式中能不能创造出高明的内容。新闻、报告文学，这两种形式好像也不被认为是特别高雅的形式，可司马迁干的，不就是记者的活儿么？

　　《安娜·卡列尼娜》拍好拍坏，跟托尔斯泰没关系

　　记者：有人说，小说改剧本的过程中，会流失很多东西，而这些东西很宝贵。

　　刘震云：这是种糊涂的说法。电影改小说，小说并没有损失。小说该是多少字还是多少字，电影已经脱离小说存在了，和作者没有关系了，是导演的作品。《安娜·卡列尼娜》拍好拍坏，跟托尔斯泰有关系么？没有关系。把两件事混着说，很糊涂。

　　记者：似乎还有一种说法：奔着写成电影脚本的目的而写，会过于强调动作或者冲突，会伤害文字的品质。

　　刘震云：这也是很糊涂的说法。你想奔着电影去，电影就要你么？每年多少篇小说发表，能改成电影的也是很少的，是很偶然的事。改不改成电影，作品还是那个作品，不会增加一个字，也不会减少一个字，或者说，干嘛要奔着电影去呢？我觉得，俩事不要放一块儿说。

　　剧本是体操比赛，小说是野地里疯跑

　　记者：电影这种艺术形式，跟小说的主要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刘震云：小说是“我的事”，电影是“我们的事”。小说就是作者本人构思，写完就完了；电影是大家合作，导演、演员、服装、摄影、道具、美工，是大家的事。

　　记者：电影剧本也是一种文本，跟小说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刘震云：电影编剧有局限，篇幅有限制，一般不能超出90分钟去，不能出圈。小说没有局限，写多长都行。剧本如同体操比赛，出圈是要扣分的；小说如同在野地里疯跑，爱怎么跑就怎么跑，怎么跑都行。

　　向电影学习：小说最忌讳闭关自守

　　记者：有人评价你这部新作，《我叫刘跃进》，说很有镜头感，感觉是个纸上的电影。

　　刘震云：我觉得，如果说电影对我写小说有影响，这是一种特别好的影响。如果能把镜头语言引进小说中来，那小说会有简洁之美，会有画面感。尤其是小说中要学习了电影对白，会非常好。

　　有些小说，里头的对白在“拉大车”，非常啰嗦。“吃了么？”“吃了。”“在哪吃的？”“在郑州。”“吃的啥？”“肖记烩面。”“放没放香菜？”……

　　记者：电影对白会怎样呢？

　　刘震云：电影对白会是这样：“吃了么？”“吃不下。智勇这人太不是东西。”“我说怎么有个姑娘老在他家门口转呢”——三句话，信息量很大，隐藏的东西很多，凝练。

　　还有的小说里头，作者偷懒，对话特别书面，不像人话，在电影里就肯定不行。

　　不光是电影，如果你会诗、词、戏的表达，对写小说都有好处。《红楼梦》里边甚至有中医，那药方还挺靠谱。对一个作者最有好处的事是多学习，小说最忌讳的是闭关自守。

　　有趣与深刻：孔子的辩证法

　　记者：具体到《我叫刘跃进》，还有一种评论：故事太眼花缭乱了，读者只被故事和人物关系吸引，这种精彩会不会对深刻认识的表达造成障碍呢？

　　刘震云：这种说法也很糊涂。小说第一就要有趣。你再深刻，人家不看，没用。有趣背后你埋多少东西进去，是你的事。读者看不看得出来，看出来多少，都没关系。世界上有两种书，一种越读越薄，一种越读越厚。越读越厚，就是作者埋的东西多，一遍看不出来，要看很多遍才行。

　　记者：比如说？

　　刘震云：比如说，《论语》。《论语》里边，就是家长里短，孔子跟他的学生老开玩笑。颜回一箪食，一瓢饮，身居陋巷而不改其乐，这不是家长里短么？说的都是日常的事，但日常的事背后藏着大道理，这就是孔子的辩证法。

　　扎根于悲剧的幽默

　　记者：故事中，刘跃进是河南人。你还表达过，河南人最幽默。

　　刘震云：对。河南在历史上经受的苦难太深太重，所以河南人有一种根本性的幽默。幽默产生于喜剧，往往是油嘴滑舌式的幽默；幽默产生于悲剧，幽默就是根本性的。

　　记者：用你的话讲，“我要的幽默的功效是：哭了之后，转念一想，又‘扑哧’笑了。过后想起，仍很酸楚。”那这种幽默跟“黑色幽默”不是很接近么？你常说的“拧巴”，跟西方文论中常表述的“荒谬”，又有什么异同呢？

　　刘震云：有相通之处。或者说，是根和梢的关系。黑色幽默，往往是事的黑色；荒谬，往往指人和事的荒谬。我说的拧巴和幽默，往往针对的是事、人背后的理儿。

　　记者：坊间流传，金圣叹被皇帝杀头时，他还不忘告诉儿子，豆腐干跟花生米同嚼，有火腿的味道。这可不可以作刘式幽默的注脚？

　　刘震云：这个例子好。在这个时候，你琢磨，他觉得这个比杀头重要。这就是产生于悲剧的幽默。

　　河南不是后花园，是坐标系

　　记者：河南对你而言，是一种什么存在？精神后花园，素材库，还是其他？

　　刘震云：故乡给我一种世界观。大小多少，距离远近，南和北的方位感，都是小时候养成的。好比你进了北京，打听天安门还有多远，人告诉你：20公里。20公里！这是从村里到县城的距离。就是这样。故乡是我的参照系，我用它来丈量世界。这种丈量，会使作品有根儿。故乡给我一种哲学，给我一种认识的方法，从事写作，说到头比的是哲学的力量，认识的力量，这也都是常识了。所以河南不是后花园，河北也可以是我的后花园，北京也可以，故乡是坐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