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泥壶的泥料属于红泥，是红泥中的精品，因此并不是所有的红泥都属于朱泥范畴的，朱泥只是红泥中占到很小的一部分而已。朱泥的含铁量则又较其他紫砂泥高，产在嫩泥矿层的底部。《阳羡茗壶系》载：“石黄泥，出赵庄山，即未能风日之石骨也，陶之乃变朱砂色。”石骨的意思就是未完全风化作用的土块，质地坚硬，一如顽石，开采时非得用硬器掘之不可。

　　朱泥壶因为其含氧化铁的成份高，所以其作品最大的特色就是色彩饱和，红艳欲滴，而且烧成后表面有柔和半透明状的红色光泽，感觉质地细腻，铿锵有金属之声音，清脆悦耳，为其他紫砂所不及。而佳品朱泥表面颜色不仅仅是单一的红色，天然的佳品朱泥烧成后会烧发出迷人的七彩光晕，其光泽韵味相当丰富。

　　红泥的矿藏量，远不及紫泥，甚至少于本山绿泥。因此，朱泥作为红泥中的精品，其矿藏量就少之又少。纯正的朱泥历来就非常名贵，是用斤两计价出售的。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纯正朱泥矿源有限，再加上采掘难度大。而佳品朱泥之所以这么稀有，是因为其形成环境因素影响极大。被《阳羡茗壶系》称为“石黄泥”的朱泥，自古以来为世所公论是产于宜兴的赵庄山，近年传闻宜兴黄龙山富产朱泥，所以有了“今日朱泥非明清朱泥”之说。因为佳品朱泥是有严格的技术指标要求的。专家们根据明清朱泥壶的特点得出结论，佳品朱泥第一烧成收缩比应为18%以上，否则直接导致朱泥密度低结晶效果不理想，烧成后无铿锵声；第二、应含有石英成份，朱泥在1100℃—1130℃左右的中温烧制后，其亮度色泽是决定朱泥好坏的参考，另外，佳品朱泥还有其得天独厚的“带油性”。而盛传朱泥蕴藏量丰富的黄龙山其大部分红泥的收缩比仅为10%左右。因此黄龙山的矿源不能称为朱泥，只能算红泥。用此为原料烧制的“朱泥壶”已不是历史上所指的朱泥壶了。

　　再者，朱泥中加入氧化锰，烧成后呈紫色系列，便有非常不同的感觉，紫色朱泥壶的精巧细腻，也是远非其它紫砂壶能达此效果的。朱泥壶的红色在外国人的眼里是东方的象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清初，朱泥壶作为中国紫砂壶维一出口的紫砂，出口到欧洲几国。一位外国朋友乐宾纳在《宜兴陶艺西渐》一文中提及17世纪中叶宜兴紫砂壶的外销纪录，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纪录：在1680年曾1600多件朱泥壶运往阿姆斯特丹。而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曾记载1679年由漳州运抵印尼亚加达“七箱朱泥茶壶”。这些朱泥壶的真貌从1752年在南中国海沉没的荷兰商船“热德马森号”打捞出来的朱泥壶可以了解。

　　由于朱泥资源的枯绝，加上朱泥成壶技艺上相当难度，朱泥壶的生产眼下很难一见。倒是先人的件件遗物，既天生丽质又天工巧夺，各具神韵，让我们有幸欣赏这一古老艺术作品的瑰丽多姿。

　　传承与传统——演绎数百年壮阔史诗

　　《阳羡茗壶系》记载，到了李仲芳(明代制壶名家李茂林之子)，制壶“制壶渐趋文巧，其父督以敦古”，“卒以文巧相竞”。这些文字记叙告诉人们，从李茂林制小圆式“研在朴致中”，到李仲芳“以文巧相竞”，李茂林尚知寓巧于朴，敦促仲芳，而仲芳则以文巧为艺术追求的境界。这种变化，是明代紫砂艺术风格日趋纤巧的写照。这是其一。其二，明代另一制壶大家时大彬，史载他曾经由制大壶到制小壶的历史转变。明末文震亨的《长物志》载：“供春最贵，第形不雅，亦无差小者，时大彬所制又太小。若得受水半升(480毫升)，而形制古法者，取以注茶，更为实用。”这说明当时时大彬也顺应文人饮茶风尚之潮流，改大壶为小壶。然而，1934年出版的《阳羡砂壶图考》则说：“明人小壶类近世所谓中壶，其小者绝罕，自明季陈子畦辈始之”。无论如何，小壶作为紫砂壶中一个门类的出现，是中国紫砂工艺体系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改革。

　　起源于明末清初的朱泥壶，首先是以壶体小为特点，这是对紫砂历史的一种典型的传承。第二，虽小但形制丰富，突出文巧与精致。第三涌现出了惠孟臣、徐恒茂、惠逸公、陆思亭、张君德、潘仕成、邵柏原等一批名扬百年的朱泥艺人，以他们的名字称谓的朱泥壶如“孟臣壶”、“恒茂龙蛋”、“逸公壶”、“思亭壶”、“君德壶”、“潘壶”等等，世代传诵。福建漳浦县博物馆馆长王文经曾载文写道：“这类茗壶造形规则，不重装饰，特别是器表不铭款，无刻画，忠实于作为茶具的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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