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每学期都有“裸奔节”，据说哈佛裸奔者的名言就是，“假如当众裸奔都不怕了，期末考试还用怕吗？假如身体都不受束缚了，思想还会被束缚吗？”清华大学毕业生的裸奔同样只是一种符号，一种叛逆的符号，随着中国不断地现代化，各种裸奔还将更多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广州日报：裸奔的学生声称“我是爱清华的。上大学后，我发现美院在清华的生存环境并不好，陈丹青出走就是个例子。我希望清华能更包容，允许学生有个性，有创造力，这样才能真正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您怎么看？

　　陈丹青：其实，这不是清华大学的“生存环境不好”，而是一个普遍的显现，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无法开出一剂良药。这是教育体制的惯性和力量。人文艺术教育表面繁荣——扩招、创收、增加学科、重视论文等等——实则退步，学生“有知识没文化”、“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在人文艺术学科，没有人能够夸耀并保证在学院中培养出真正的艺术家，但学院教育应该，也能够达到这样一种起码的要求，即确立一位艺术学生葆蓄终生的品格，这品格，就是清华大学前国学研究院大师陈寅恪写在70年前的名句：“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文艺大家人人皆可评论

　　广州日报：前一段时间，您和韩寒在一档电视谈话节目中谈到：“巴金和余华文笔很差”的问题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现在能针对这些争议发表一些回应吗？

　　陈丹青：其实，我也有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来回应各种争议，只是我的博客关闭了，很多读者无法看到。我觉得，中国对文艺家的态度存在着两种极端，一个极端是敬若神灵，根本不敢去发表批评的意见；另一个极端就是一棍子打死，还踩在脚下。

　　我认为不管是多大的文艺家，我们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巴金和余华文笔很差”这个话题是我提出来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对这些文艺家发表看法，哪怕是我们一篇文章都没有写过，我们的社会应该存在各种各样的声音。

　　广州日报：您在《退步集续编》里谈到了鲁迅，谈到文艺复兴，怎么会在本次书展的主题讲座来谈毛泽东和董其昌呢？

　　陈丹青：讲座的主题是谈我学油画的这四十年，为什么会讲毛泽东和董其昌呢？这四十年，我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国家集体的事情，一个是自我的时期。国家集体时期，我一开始学画画就画的是毛主席的肖像，甚至还画过数十米长的。1976年毛主席去世后，我在西藏画了一幅西藏人民痛苦表情的大画，参加了全国美展。而此后，我去到了美国，脱离了国家集体，开始了自我的阶段，这时候我开始用油画的形式临摹董其昌的画作，也开始收藏他的作品。这两个人如果处在同一个时代，肯定很有意思，一个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一个是那个时代的著名书画家，我的油画经历都与他们分不开，所以谈我的绘画历程，无法不谈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