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9月，在陈独秀的竭力推荐下，刚从美国回来两个月的胡适来到北京大学担任了教授。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为陈独秀、胡适等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宣传新文化、新思潮、新观念提供了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令人羡慕的宽容。一时之间，北大的学术思想气象日新，整个校风郁郁然充盈活力。胡、陈在蔡元培的旗帜下一道对北大进行着教育的改造。

　　然而，这样的志同道合并没能持续几年。1918年12月，由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创刊。对《每周评论》的创刊，胡适有一番说法。他说：“在某种意识上说，这张小报的发行原是尊重我只谈文化不谈政治的主张。”可见胡适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新青年》上不断谈政治是不满意的，所以才有了《每周评论》。但是胡适与他们的分歧并没有因有了《每周评论》而偃旗息鼓。“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不可避免了。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反北洋军阀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胡适在危难中接办了这份以谈政治为主的《每周评论》，也就无法全然回避政治，于是他“就决定谈点基本的问题”——不要空谈主义，而要研究问题。

　　胡适的观点遭到了反驳。陈独秀因为被北洋军阀政府关在监狱里而没有参加“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有趣的是毛泽东在胡适与李大钊围绕“问题与主义”争论的高潮中，他在湖南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亲自为这个研究会拟定了章程和几十个首批亟待研究的“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所说，“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是投身民众运动抑或继续坚持思想启蒙之争，也就是说谈不上是什么反对马克思主义。

　　不过，随即而来的五四爱国运动却结束了胡适与陈独秀那几年亲密无间的合作。经胡适等人的营救出狱后，陈独秀来到了上海。于是李大钊主编了1919年六卷五号的《新青年》，出了一期“马克思主义专号”。《新青年》从此开始转向宣传马克思主义。而陈独秀在上海与当地最初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李达、陈望道、李汉俊等人结识，不久就把《新青年》改由他在上海编辑，成为主要宣传建党的刊物，并逐走上了政治救国的道路。对此，胡适是不满意的。他写信劝告陈独秀，办《新青年》仍旧应以哲学文学、思想文化为主，不要搞得政治色彩太浓。胡适要陈独秀、李大钊同己一道奉行“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理念，当然不被他们所接受。陈独秀在《新青年》专门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批评“《新青年》同人中多数向来绝口不谈政治”的错误。他说：“在现实社会中，谈政治也罢，不谈也罢，谁都逃离不了政治，除非躲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而此后的文章中，陈独秀更是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观察与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