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爱国运动后，胡适继续坚持原先的思想文化改良道路，陈独秀则走上了政治革命的道路。胡、陈二人之间志同道合的蜜月结束了。于是，胡、陈的分道扬镳导致了北大知识分子的分裂。集合在胡适旗下的主要有周作人、毛子水、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顾颉刚等人。集合在陈独秀旗下的主要有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张慰慈等。前者叫问题派，后者叫主义派。

　　虽然政治主张相悖，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这可从陈后来的遭遇中看出来。陈独秀一生遭绑架—次，四次被捕。遭绑架时他与胡适还不相识。后来的四次被捕，胡适动员了一切可调动的力量不遗余力地营救了他。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胡、陈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既有胡适重友谊的一面，也有二人都爱国，更有陈独秀政治思想趋于与胡适一致的一面。胡适终其一生都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他说，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使人“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恨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胡、陈的政治主张是不同的，但二人也有较为一致的地方：能容忍异己。正如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中所说：“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更重要的是陈独秀晚年政治思想的变化。胡适一生鼓吹民主、自由，容忍异己。陈独秀后来思想大变，承认“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他说，那种把“民主主义看做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是一种“最浅薄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