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被改变了。我经历了一场梦

　　宋庆龄陵园仓库的租期2002年将到期。借这个契机，我很想换个更大的、离市区更近的房子。要知道，我们每次办展览打广告，都会有人跑到人民广场去找上海市博物馆。有几个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替我呼吁过几次，居然很快有了效果。

　　市里领导提供了两个地方，一个在上海市体育馆，一个在东方明珠电视塔。我最终选择了东方明珠电视塔。

　　2000年2月29日，我在虹桥路的家宣布关门，看门的老头还以为我经营不下去，倒闭了。当时大队人马派到东方明珠电视塔去布置新家。

　　但是，一切都被改变了。我经历了一场梦。

　　我的陈列部前工作人员记得，刚搬去那阵，每周都开会。陈列部想怎么安排展厅，把上万平方米空间填满。保管部设了临时仓库，每次拿文物出来摆效果，摆完还得归档。坦率说，我这里确实缺少博物馆陈列方面的专业人才，为了学习经验，陈列部的人还去日本和澳门考察过。

　　那时，大家很想把压箱底的宝贝拿出来。干了大约1年多，新家总算布置差不多了。新馆定于2001年5月27日，上海解放52周年纪念日对外开放。开幕式的票已经赠了一部分出去。

　　开馆前夕，市里分管文化的领导来视察。当晚所有人都知道了结果——80%的内容不够让群众喜闻乐见，没有做到场景化，得推倒重来。

　　紧接着上面成立了上海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有限公司，挂在东方明珠集团下面。

　　没几日，上海电影厂的人来参与布展。我的人告诉他们要按什么样的观念做，他们负责让陈列的效果更喜闻乐见。表面上看，最终合作的效果是不错的，最后还拿了当年一个全国文博系统的陈列效果奖。

　　这个馆建好和我没太大关系，从那以后，多年收集的那些文物，我能瞒就瞒，瞒不过去的就要求放复制品，实在太有名的东西，我们也得交出去。

　　比如汇丰银行的铜狮子是最早运到临时库房的文物之一，这两个狮子是汇丰银行的看门狮，见证银行和外滩的历史，意义重大。但是，在东方明珠陈列馆里只陈列了一只。你要不仔细看，还不见得找得到它。

　　另一只至今放在周浦文物基地的库房里。它俩当年在外滩、在虹桥路都在一起，威风凛凛，而今也落得个两地分居。有一年钱币博物馆借了一只到香港去展出，人们都不知道这个其实是历史博物馆的宝贝。

　　上影厂的摆设观念和我也有分歧。他们道具组那几个老先生对老上海倒是颇有研究，但是搞电影的，先天考虑的不是文物价值，而是美观。有一次，上海电影厂要把一只瓷碗放到“酒店”展区，理由是它很漂亮。而这只碗上印着“永安公司”字样。对于历史博物馆的人来说，这只碗和永安公司的历史记忆相连。这家公司于1918年在南京路成立，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百货公司之一。

　　这种争执时有发生，甚至在撤离的时候也发生。那天保管部工作人员看到2楼墙角靠着一块三角型的石头，是一块租界的界碑。那块界碑好沉啊。他找了两个工人好不容易抬下楼，刚要抬上车，电影厂的人追上去，说这是场景的一部分。两边人吵起来。电影厂的人去找领导。我们这边的领导说，算了，顾全大局吧。

　　他们说，有一天会还一个家给我

　　2002年，我从东方明珠电视塔撤了出来。保管部和陈列部留了几个人在，其他人去延安西路最西头的一座商务写字楼办公。文物拉到上海文博管理委员会统一的周浦文物基地仓库。

　　我的编制也改变了。没有展厅，不需要讲解员，撤销了宣教部。原先的陈列部分成陈列部和研究部，保管部变成征集保管部，加大了研究和征集工作的力度。我的领导，文物管理委员会还把我的员工全部请去吃安抚饭。他们说，有一天会还一个家给我。

　　我一直等了6年。这6年我没闲着，有时在鲁迅纪念馆，有时在文化馆或者图书馆办办展览。比较有影响的是20世纪初的“中国印象”摄影展，在鲁迅纪念馆。有些很不错的馆员也离我而去，不过好在他们大多还在搞上海史研究，让我欣慰。

　　让我感到内疚的是潘馆长。他从1983年我开始被孵化那天就陪着我，一直到2004年退休。21年，他的同学大都功成名就，都是我拖累了他。

　　不说了，凑合着活吧，总比彻底消失强。

　　感谢世博会，上面似乎有了新的安排。吃了那么大亏，我现在可谨慎了。新家到底在哪儿，据说还没有敲定。又有小道消息说，想帮我的那个领导又调走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筹备会已经建起来，而且在工部局办公，我收藏的字帖、手稿什么的也搬过来了。现在似乎是个很微妙的时刻。《中国新闻周刊》有个记者想见我，都被办公室的人婉拒了。

　　瞧，就是这样，我的命运一直在别人手里攥着。有什么法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