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迟三访陈景润

　　如果说迟群夜访陈景润只是政治，那么最终让这个书呆子感动国人的，却是科学的魅力、人性的光辉。这些，被徐迟的慧眼发现了。

　　据陈景润秘书李小凝转述，徐迟写出洋洋万言的《哥德巴赫猜想》，但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他跟陈景润只见了三面。这让记者也吃了一惊。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77年的一个秋日，周明陪着去的。

　　陈景润进来那一幕，周明记忆犹新：“他非常瘦小，脸上虽然红扑扑的，但却是一种病态的红(大概是因为结核病)，我们都穿单衣，他身上却是一件半蓝不灰的中山装，露出来的衬衫领子一个翘在外面，一个窝在里面，头上的棉帽歪戴着，两个护耳，一前一后地耷拉着，确实是个怪人，挺邋遢的。”

　　陈景润的手拢在袖子里，有点心不在焉地说，“哦，你们来了，我很高兴，很高兴”，一直说很高兴。一听说自己是报告文学的主角，又说，不要写我，写写老前辈，写写老科学家，写写领导人。他当时说了一串领导人的名字，每一位前面都加上了“敬爱的”，完全是报纸上的字儿话。徐迟笑了，说我不是写你，我来写数学界。陈景润松了口气，天真地说那我一定提供材料。

　　于是，他们随意聊起来。

　　徐迟问，“哥德巴赫猜想”进展如何了？

　　陈景润回答：到了最后关头。看到叶剑英元帅最近发表的《攻关》一诗，很受鼓舞。我要继续苦战，努力攻关，攀登科学高峰。

　　再问他最近考虑什么问题？他说，收到一个国际会议的邀请，正在写回信。

　　原来，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邀请他去芬兰参加数学家大会，并作45分钟的学术报告。出席本次会议的有各国学者三千多人，但确定做学术报告者仅十来名，其中亚洲两名，一个是日本学者,一个便是陈景润。

　　陈景润请示领导，没想到中科院副院长方毅让他自己答复，这可让他大费脑筋了。

　　最后，回信大致讲了三点：一、感谢国际数学会主席先生的盛情邀请；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目前台湾占据着数学会的席位，因此我不能参加；第三、如果驱逐了台湾代表，我可以考虑出席。

　　简直出乎意料！看来陈景润没有传说中那么“痴”，那么“傻”。

　　虽然陈景润讲话的时候，夹着报纸上的套话，但他那种心不在焉、恍恍惚惚的神情，让徐迟有一种感觉：陈景润没有生活在我们中间，他活在数学王国里，虽然被迫接受了访问，但他的心仍在低飞着，盘旋着，闪出晨光熹微的理性之美。

　　徐迟忍不住悄声对周明说：“他多可爱，我爱上他了！就写他了。”

　　怎么走进陈景润的心里呢？往后的一个星期，徐迟在外围展开了采访，他还特地找到数学所的年轻研究员杨乐、张广厚，和他们一起归纳出了三个陈景润感兴趣的问题：猜想是怎么回事？猜想的题目怎么写，答案怎么写？(1+2)的突破在哪里？

　　第二次见面，徐迟有备而来地抛出三个问题，陈景润话多起来，也不管徐迟懂不懂，直接把解决这三个问题的数学公式写给徐迟看，徐迟抄下来，或者说是照猫画虎地描画了下来，正如读者所见，公式搁在了文章的开篇。

　　这次见面，徐迟掉泪了，他得出个结论：陈景润是那种为了数学可以抛弃一切的人，外界对他的传言太可恶了，那些当初迫害他的人，今天仍在制造流言蜚语。

　　采访进入尾声，唯一的遗憾是，陈景润几乎不让任何人进他的小屋，徐迟也不例外。时任数学所书记的李尚杰说：“要不，咱们搞点阴谋诡计试试。”

　　经策划，周明和徐迟、李尚杰三人一同上了88号楼,老李是领导，自然被放进屋。周明和徐迟，又过了十分钟后才去敲门，只说找李书记有急事。

　　果然，陈景润还未反应过来，李尚杰就抢先开了门，周明和徐迟就这样不容分说地挤进了屋。环顾这间由茶水间改成的宿舍，六平方米的小屋，一张单人床，床上的褥子只用蚊帐包着。墙角放了两个鼓鼓囊囊的麻袋，一个装的是他的换洗衣服，另一个全是计算题手稿和废纸。办公桌上除了中间常用的一小片地方，其余桌面落满了灰尘。

　　原来，这就是陈景润的世外桃源、数学作坊、自由王国。

　　“猜想”问世

　　诗人的激情迸发了，他说他像林妹妹爱上二哥哥那样爱上了陈景润！据徐迟的儿子徐延回忆，他写得很快，一个星期采访，一个星期写作，一个星期修改，一个星期发稿。

　　前面的几个段落只用两个晚上就写就了，不过写到“文革”就卡住了。

　　当时，中央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尚未做出，“两个凡是”依然禁锢人心。评判“文革”，谁也没有这个胆。

　　“文革”中，徐迟被关在一个楼上，没有事情，就只剩下读书，能搞到的书都反复读了，读得最多的是《马恩全集》。

　　在写《哥德巴赫猜想》时，徐迟想到了《马恩全集》第一卷里的一篇重要文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文革”的态度、理解、写法，都在这篇文章里找到了依据。

　　《哥德巴赫猜想》问世后，“文革”这一段立即引起读者热烈反响。许多人争相购买和竞相传阅，喜欢文学的和平时不太关心文学的，也都找来一遍又一遍地读。

　　当然，作家也有妥协。有关陈景润跳楼自杀等苦难，闪闪烁烁地写了；陈景润事件，没有写入文中。

　　讲到那篇著名的论文时，文中是这样说的：1973年春节前夕，党委书记和政治处主任，提着水果去慰问陈景润，他非常感动，立即拿出论文，说道：“把这篇论文献给党。”

　　数学所的人都知道这是“天方夜谭”，当时大数学家华罗庚、吴文俊都没人理，一个助理研究员哪里有这种待遇？“李书记”在这篇报告文学中成了个意味深长的符号。

　　至于怎么写“猜想”，怎么写科学，徐迟说了这样的话：“我不懂科学，但我懂得人，懂得科学家的为人，也就可以写一点科学了。”

　　《哥德巴赫猜想》被《人民文学》刊发在1978年1月号头条。2月17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破例用三大版的篇幅转载了这篇文章。

　　中国大地刮起了“陈景润旋风”，他成了科学的代名词。科学家一夜之间成了最时髦的职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挂在人们的嘴边。许多青年，包括后来成为搜狐创始人的张朝阳，因为看了这篇文章，走上了追求科学的道路。

　　但也有人投书《中国青年报》发出疑问：陈景润算不算又红又专的典型？宣传陈景润会不会使青年钻研业务不问政治，走偏方向？

　　《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为了四化要又红又专——从陈景润谈起》的评论员文章。指出，陈景润为了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不畏艰难困苦，顽强坚持攻关，这就是红。

　　曾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的周明说，陈景润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被当作主角和英雄描写的知识分子，从此，他们走进了文学画廊。

　　因为深感我国科学水平之低，低得让人痛心，在写完《哥德巴赫猜想》之后，徐迟继续遨游于科学世界。《地质之光》、《愿生命之树常青》、《在湍流的漩涡中》，他以诗人的心灵，与不为外人所知的科学世界相通了。

　　这些，都成了对第一次科学大会的献礼。

　　春来江水绿如蓝

　　1978年3月，乍暖还寒，酝酿了8个月的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开幕。陈景润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500多名代表一起走进了人民大会堂，而且和他的老师华罗庚先生一起坐上了会议主席台。

　　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观点。

　　陈景润听到邓小平说：“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就是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们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

　　一直戴在陈景润头上的“白专”帽子终于摘下来了。

　　说起这个讲话还有一段故事。

　　科学大会文件起草工作，由中科院副院长方毅牵头筹办。草拟的文件中，最重要的是邓小平和华国锋的稿子。

　　这两个讲话稿写完后，同时送上去。邓小平的讲稿很快得到反馈，邓小平只在段落和个别字句上作了些调整。当时中央有位领导看了讲话稿后说：“我看这个稿子水平不高，毛主席讲了那么多关于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的话，为什么不引用？譬如，毛主席说的知识分子要改造世界观，就应该谈一下嘛！”起草小组向邓小平请示，要不要根据这位领导的意见再作些修改？邓小平的回答十分干脆：“一个字也不要改！”

　　科学大会开幕的前一天，宣传口一位负责人又提了条意见，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建议修改成“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方毅再次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说，不接受，维持原样。

　　现在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大家都觉得这是常识，却不知把知识分子看作自己人，这在当时堪称翻天覆地。

　　邓小平讲话后，整个科学院都回荡起《祝酒歌》歌声。

　　徐迟也参加了科学大会，他和黄宗英、秦牧等6名作家组成了特邀记者小组，专门采访科学家。黄宗英还记得，徐迟倾心地讲陈景润、猜想、数学、皇冠，讲得听众包括他自己都醉了。一个大停顿，徐迟展开双臂说：“我想说，陈景润，我爱你。”

　　闭幕式前，徐迟还欣然接受了一个任务，代卧病在床的郭沫若，起草科学大会的闭幕式发言稿。徐迟一夜写就，只是写得比较分散、浪漫，在会议上宣读不太适宜，最后未被采用。

　　不过，不管是谁起草，正如郭沫若在大会闭幕式上说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从此，多年被称为“臭老九”的中国知识分子，逐渐找回了尊严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