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千个陈景润就了不起

　　在科学大会作报告间隙，邓小平会见了陈景润，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会面。

　　陈景润佝偻着背急步上前，用双手紧紧握住了邓小平的右手。周围镁光灯闪烁，他显得更加拘谨了，出人意料地，他深深鞠了一躬，嘴里念叨着：“谢谢邓副主席，谢谢、谢谢……”。

　　“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邓小平在科学大会上作的报告中，着重讲了这一条。其实，连陈景润都不知道，早在3年前，邓小平就已经给他当了一回“后勤部长”。

　　1975年9月26日，重新工作的邓小平主持会议，中央政治局听取了胡耀邦提交的《整顿科学院的汇报提纲》。

　　当时，胡耀邦负责主持中科院工作，期间他亲赴数学所过问陈景润的工作和生活。得知陈景润依然住在小茶房的时候，胡耀邦异常激动，像愤怒的狮子一般咆哮，“你们于心何忍”。

　　在9月26日的会上，胡耀邦提到，至今仍有人认为陈景润是“白专典型”，对其工作生活问题不予解决，邓小平也火了，他说：“什么白专典型，总比占着茅坑不拉屎强！”接着，他给了陈景润极高的评价：“像这样的科学家，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起！”

　　几个月后，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这位伟人又遭打倒，陈景润依然住在小茶房，不过，邓小平已经记住了陈景润。

　　科学大会之后，陈景润迎来了喜讯不断的春天，而这都离不开 “后勤部长”所抓的一件件实事。

　　1981年邓小平亲自批示：“可否为其配一秘书，以分其劳。”

　　1983年，按照邓小平的指示，陈景润的夫人由昆从武汉调到了北京，陈景润升为一级研究员。他的月薪从89.5元加到了149.5元，另外还有50元津贴，相当于行政十级工资，也就是现在的正局级。更可喜的是，他搬出了那间小茶房，第二年在新家里添了个大胖小子。

　　这时候的陈景润精神焕发，虽然已近半百，看上去却像个小伙子。他留着整齐的小平头，身穿绿军装，过去的熟人都说，陈景润完全换了个人。

　　不过，由于邓小平的三个指示没提房子，陈景润仍然为了房子苦恼着。

　　1984年，有了孩子的陈景润向老朋友罗声雄诉苦“我搬出去跟猪做伴了”。原来科学院在北大附中旁边有一套两居室，分了给他，但两居室附近有一个屠宰场，屠宰的时候猪儿们呼天号地，弄得这书呆子心烦意乱、东躲西藏。

　　罗声雄“撺掇”陈景润给邓小平办公室打个电话。果然，当邓小平知道陈的住房情况时，非常生气，他当即指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登榜，就地解决。高登榜亲临数学所，表示“不分房子我不走”，当天，科学院就分给陈景润一套四室一厅院士房。

　　不能承受之重

　　一封来自四川农村，没有收信人地址，仅写着“陈井运同志收”的信，竟沿着曲折的邮路准确无误地送到了陈景润手中。当年的“陈景润热”可见一斑。

　　那股“陈景润旋风”，将他从数学世界中拉出来，让他不得不去扮演各种角色。

　　邀请他作报告的单位排成了长队。他去山东、去安徽、去河南、去湖北、去贵州……他不得不在人们的盛情请求下，一遍又一遍地讲述自己的奋斗经历。人们似乎并不在乎能不能听懂他那南方口音极重的普通话，只要能请到他就满足了。

　　报纸、刊物也纷纷请陈景润写文章，青年报约请陈景润“与青年人谈理想”；体育刊物约请陈景润谈“做一个科学家要身体好”；省报约请陈景润“与青年同志们谈学习”……

　　小学请陈景润去做校外辅导员；中学请他去给中学生谈“怎样才能学好数学”……这一切，陈景润似乎责无旁贷。因为据说北京有一位中学生看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后，整天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埋头在数字、公式、符号中，眼睛近视了，背也驼了。

　　还有全国各地寄给陈景润的信件等着他拆看，一个又一个从外地赶来的青年要面见他，要跟他学数学，跟他探讨“哥德巴赫猜想”问题。

　　在当时特定的时代社会背景下，陈景润被赋予了太多的社会意义。但是，这对于一位数学家来说却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陈景润不得不说符合公众形象的话，不得不按他理解的“又红又专”要求自己。那些年，他经常是一身草绿色军衣，草绿色解放鞋，斜挎草绿色书包的打扮。

　　全国科学大会期间，徐迟去看陈景润。房间里依然堆着五六个麻袋，不过都是群众来信。一个麻袋单独放在一边，全是女孩子的求爱信。

　　“我可怎么办？”陈景润冲着徐迟一摊手。

　　陈景润的老师，那位第一个向他介绍“哥德巴赫猜想”的沈元先生，特地来看望他当年的学生。陈景润说：“谢谢你，沈老师。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微不至地关怀我，我常常感动得流泪。我要加把劲，拼命大干社会主义，继续攀登科学高峰。”

　　当时在场的记者听沈元对他的学生说：“你呀，正直的人已成为政治的人！”

　　数年后，徐迟在接受采访时说：“对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文章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也有许多不好的作用。因为当时影响很大，他一下子成了名人。对陈景润这样的人，成名是一种痛苦，甚至成为了对他的工作的干扰。他如果不是那么大名气，可以有更多的安静的空间，有充分的时间来更好地进行他的研究。”

　　无用之用

　　上世纪80年代，武汉东湖路，徐迟的书房里添置了一台电脑，型号比人们熟知的奔腾286更古老，屏幕是用9寸电视机改装的。键盘上，贴着他亲笔写的字条“请先洗手，再接触键盘”。古稀之年，徐迟仍在笔耕不辍，他是作家中率先使用电脑写作的人。

　　徐迟晚年所读所写均是高能物理、相对论等问题的书。有一次他对秘书徐鲁说：“别的可能都是假的，都可以不写，唯有高科技的东西才是真的，才是非写不可的。”可惜他这个看法有点曲高和寡。

　　报告文学集《哥德巴赫猜想》出版时，发行了上百万册。然而到了90年代《来自高能粒子的信息》出版时，却只有寥寥5千册的印数了。

　　徐迟为此百般焦虑：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拥抱信息和科技，本是火烧眉毛的事，为什么心血之作却成了空谷足音？

　　陈景润也无可回避地面临了这样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要问，“哥德巴赫猜想”到底有什么用？甚至连一些数学家都说，陈景润不过是时势造英雄。

　　“说数学有用还是没用，那是外行话。”林群院士感慨道，“今天，人们非要探讨猜想的用途，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牛顿发现力学三大定律的时候，谁能预见宇宙飞船应用了这个理论呢？”

　　“无用之用”导致他的事业后继无人。陈景润的专业远离市场，除1978年有百人报名他的研究生外，往后数年，报考的人寥寥无几。从1978年到1990年的12年间，陈景润共招收6名研究生，本来为数不多，但没有一个留在他身边，大多出国了。

　　科研经费的短缺，也令他的5人小组难以为继。香港《文汇报》记者采访陈景润时，他谈到了他的忧虑：“每人每年数百元经费，连出差都难，国内有些学术会议都无力参加，更不敢请人来。”记者发出感叹：“没想到一个大数学家还须精心计算这么一笔细小的经济账。”

　　在记者看来，如此细小，但在陈景润，这是一个科研组一年的经费。

　　放弃“猜想”

　　陈景润以“哥德巴赫猜想(1+2)”著名，普通公众，大概以为陈景润一直在向(1+1)的证明发起冲锋。其实，陈景润清楚地知道，以现在的数学工具并不能破解(1+1)，1974年以后，他便决定放弃这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

　　“我不能骑着自行车上月球”，陈景润如是说。

　　作为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家，在自己的专业上，他没有因为公众的期望改变自己，尽管这可能有损他的光辉形象。

　　20世纪90年代，中关村变成了中国硅谷，陈景润却一天天衰竭。

　　1984年查出的帕金森综合征，让他几乎失去了一切，除了数学。当罗声雄告诉他英国数学家怀尔斯解决了费马大定理时，他请护工帮他翻起眼皮，睁开双眼，表示他的惊讶。然后，他含混不清地说，请把资料拿来，我要看。

　　自科学大会以后，陈景润和徐迟便没有见过面，甚至没有任何交往，但两人对科学却是一样的执着。

　　徐迟晚年涉足于高能物理王国，直到生命止息的前几天——1996年12月4日他的《谈夸克》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为此，《人民日报》在同一版面上还发表一篇署名陶钧的文章《赞文学家的科学感情》，文章指明，此徐迟即彼徐迟，打消读者可能产生的疑问：怎么作家徐迟会写起高深科学文章?

　　1996年3月19日13时10分，陈景润与世长辞。同年12月12日，徐迟在武汉的病房里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回味徐迟50年代写的一首诗：“我所攀登的山峰／在雨雪云雾笼罩下／它吸引你走进它／像磁场引导指南针／除非你是一个勘探队员／你不会知道这山脉的价值。”

　　这是科学家的赞歌，也是徐迟和陈景润相遇的机缘。

　　惊回眸，那一春

　　“神七”问天，“嫦娥”奔月，当今中国一日千里。正如邓小平在科技大会上预言的，“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

　　让我们再次回到1978年那个春天，那个决定了陈景润、徐迟和千千万万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春天。

　　这一年，杨乐在苏黎世国际数学大会上，报告了他和张广厚的研究成果。

　　这一年，孙家栋在科学大会上作了关于我国空间事业发展的发言。30年后，他成了绕月探测工程总设计师，实现了郭沫若在《科学的春天》一文中所说的“嫦娥奔月”。

　　这一年，黄昆在离开研究工作26年后，由邓小平点名到半导体研究所任所长，由此成为“文革”后走上领导岗位的第一批科学家。

　　这一年，陈佳洱回京参与制定低能核物理加速器研究的规划。此前，他已在北京大学汉中分校待了10年，修路、喂猪、种地，卖光了所有与加速器相关的书。

　　这一年，袁隆平由怀化农校调入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晋升为研究员，并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这一年，巴金重新拾笔，耗时7年完成了《随想录》。

　　这一年，张艺谋，陕西咸阳国棉八厂28岁的工人，在北京电影学院西安考区，被几个摄影老师破格录取……

　　(感谢陈景润的生前好友罗声雄研究员、林群院士、陈景润的秘书李小凝老师、《人民文学》前副主编周明先生、徐迟之子徐延先生、徐迟的秘书徐鲁先生对本文写作做出的指导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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