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阻断的近亲

　　在这场事件中，季羡林季承的父子关系无疑是人们关注的焦点。2003年季羡林给当时北大外国语学院领导吴新英的一封信的内容甚至被媒体曝光：“季延宗(季承)此次来301医院完全另有用心……反正我决不见他。我见谁不见谁的权利总还有吧。”

　　事实上，细腻绵密的人伦之情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两级状态。在李小军眼里，季承和他的父亲一样，都有一股沉默的倔气。每逢过年过节，季承都会往李小军家里送来大量的山东斋菜，来了以后什么都不说。李小军自己家里留一部分，其余的便送给老爷子。老爷子心知肚明，因为李小军的父母都不是山东人，做不出这种口味，但是老爷子也只是沉默。

　　这只是2001年之前的事情。因为2001年之后，李小军和他的母亲再也没能见到季羡林，再次见面，已是今年11月。

　　季承表示，原来他跟李玉洁也有联系，偶尔还请李玉洁坐到自己车内，谈谈老爷子的情况。但是有一天，他联系不上李玉洁了。李玉洁最近告诉他，因为工作忙，把他给忘了。

　　有次季承想去看老爷子，提前一天给李玉洁打了电话。但是，第二天到301医院门口的时候，门口通知，当天季羡林不会客。季承在雪地里跟李玉洁交涉了2个多小时，当时杨锐还是助手，来回跑着传话。

　　2006年，季承就给北大写过信，信中的大致内容就是，这样对待季羡林的事情是不妥当的，提了些意见和要求，最后他找到学校，学校说已经做了批示了，让他去找吴志攀书记。结果，吴书记每次都不在。

　　11月7日，在别人的斡旋下，分别13年的白首父子在医院聚首。季承看到老爷子就跪下了：我来给您磕头，还有听您的教训。

　　季承说，几乎所有的近亲都被隔断了。他的五舅和五舅母都在北京，今年分别是93岁和90岁，这几年，想见老人也一直没见着。

　　他并不否认他对季羡林捐赠的那部分存有疑义，他说捐献时并没有析产，老爷子把老祖和奶奶的那部分也捐了。更重要的是，他担心那些捐献没有到位。

　　“我成了穷光蛋”

　　季羡林身边工作人员说，季老和季承见面之后，季承要带着小孙子来看老爷子，护工事先跟季羡林开玩笑，说第一次见面，得包个红包。不过，老先生身边并没有一点可以支配的收入，最后，是护工借了3000块钱给老爷子。

　　这个老人不无风趣地拿自己开涮：“我是周扒皮，最后只剩一张皮了。×××发财了，××也发财了，我成了穷光蛋，我拿100块钱都困难。”

　　没有人知道他那么穷。事发之后，身边的人看得心酸，就给季羡林联系了一笔4.9万稿费。后来又有一笔3万元的稿费，季老把这给了季承，让他取1万块钱出来包红包，第二天，季承把整整齐齐的一叠钱放在老先生的案头。

　　由于没有明确的账目，没有人知道季羡林的稿费和收入大概多少。李小军回忆说，1996年，季羡林的稿费就出过一个事故，当时《牛棚杂忆》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首发8万册，有个工作人员领了2万的稿费回来，当时李铮觉得这个数目不对头，季羡林派人过去询问，才知道稿费是20万。当天，这个工作人员拿了存折就过来了。

　　在藏品流失事件被报道之后，杨锐向钱文忠短信表明清白，大意是，李玉洁交到她手上时，已经一分钱都没有了。

　　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李玉洁表示，当时“卡片”什么的都给杨锐了，大概有2000多块钱，另外还有6万块钱给老先生做了塑像。

　　事发之后，杨锐留给公众的是一个沉默、负重的背影。她原来的手机号码是季羡林的工作手机，已转交到崔岩手上。最近唯一一次露面，是她通过《京华时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标题是《我沉默，是因为我清白》：

　　“不管李玉洁老师还是我，都并不是哪个单位正式任命的，我们是在季老同意和信任的情况下，为他服务。如果老人不同意、不信任，我们的工作当然也无从谈起。”季羡林对杨锐的不满倒是肯定的。老爷子说：这两年，我想见的人见不着，不想见的人她倒让我见了不少。

　　季羡林身边工作人员透露，老先生写了50幅僧人语录，杨锐还想让他写下去，老爷子不干了。这些僧人语录都不知道去了哪。

　　现在季羡林的户口本、身份证、存折、钥匙都在北大的保险箱里。季承表示，他也挺想找杨锐的，就是找不到，所有关于杨锐的消息都是崔岩聊天时透露的，据说，杨锐在家做账，杨锐住了北医三院的重症病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