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隆为写书走了大半个中国:连散步时间都没有——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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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正隆为写书走了大半个中国:连散步时间都没有
2009年01月04日 14:08 来源:北京晚报 发表评论

  当年,一部《雪白血红》使张正隆成为备受关注的军旅作家。 20年后,《雪白血红》的姊妹著《枪杆子:1949》让张正隆红遍全中国。 他的纪实作品一次次带给我们震撼与感动,他的经历与生活给我们很多 启示与教益。

  张正隆:用脚写作

  这位追求细节的军旅作家,认定“写报告文学和写小说不一样,因为写小说有生活,积累了很多的生活就可以在家里虚构,但是报告文学是需要确有其事、确有其人,不能因为要渲染气氛,晴天就说下雨,那是不可以的”。

  “我拿起笔绝不想‘忽悠’读者。写任何东西必须真实,虽然任何人的任何作品都难免留下遗憾,但我首先要保证事实不出差错。”张正隆说,我家祖祖辈辈都是顺民,都诚实从事劳动——我是作家,拿起笔来对得起良心,对得起读者,这是一辈子都变不了的。

  1945年农历九月十六,张正隆出生在辽宁本溪草河口公社的一个铁道工人家庭。父母为人诚恳、友善和勤劳的秉性,给张正隆的创作与人生影响很大。“童年,我的父亲就对我说:弯着做活,直着做人,有毒的不吃,违法的不做,穷死不偷盗。这些话,可能我们家族传了好多代。”

  很小的时候,张正隆就迷恋上了文学,在小学阶段就读完了《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烈火金刚》等大量红色文学作品。阅读多了,就有了写作的冲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语文老年刘桂荣对他说:“你的作文写得不错,有生活味,有个人的理解。好好锻炼,你长大后可以成为一名作家。”老师的这句话给张正隆很大的激励。于是,他年幼的心里埋下了文学的种子。

  中学起,张正隆就开始看《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不认识的字或不理解的内容就跳过去看。不像现在的孩子那么累,没有时间看。从1967年起,我就开始写日记,现在还收藏着”。

  1966年,快中学毕业的张正隆在本溪县第一中学创办了一份小报《东方红》,“油印的,每周一两期”。上面发表了他大量的文章,尽管今天看起来不少文字还有些幼稚,但是当时他成了地方有名的“笔杆子”。这是张正隆走入文坛的起点。他十分惦念当年的这段生活,至今珍藏的《东方红》小报就是一种情感的寄托。

  1969年,中央军委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1969年,在本溪县“支左”的解放军问张正隆,想不想当兵?其实,能穿一身草绿色军装也是张正隆的一个梦想。小时候,他就爱穿戴“军衣军帽”,腰间别自制“手枪”,作军人状。当时,他有些担心,自己都24岁了,显然超龄。为了圆这个军旅梦,他冒险做了手脚,将出生年份改小两岁。

  很快,政审通过,他顺利穿上了“国防绿”。今天,张正隆还记得公社那天的新兵欢送会现场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的情景。随着一声哨响,队伍开始登车。他的军旅生涯自此开启。从那里他接受到更多的锻炼,开始成熟,开始新的人生。

  部队很快发现了张正隆的爱好与特长,入伍后1个月, 他就被调到81065部队军部直属炮团当了报道员。有了这位“笔杆子”,炮团的稿件见报率飙升。到复员的时候,首长还真的不想让他走,便超期服役,且被破格提干。在出色完成新闻报道任务的同时,张正隆开始创作诗歌、散文、报告文学。这时,作为军人的他将自己的创作方向定位在军事文学,写战争的历史,写将帅、写士兵的经历与生活。

  198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指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组织一批军内外作家撰写“中国革命战争报告文学丛书”。其中,张正隆被指定写“辽沈战役”这部分。

  “报告文学是介于文学和新闻之间的东西,不能虚构。”张正隆向来主张报告文学要事事有来历,句句有出处。这位极为勤奋的军旅作家说:“首先是不惜气力采访,占领素材的制高点。对于报告文学来说,这永远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我的作品是用脚写出来的。采访完了,感觉孩子就生出来了。”

  一年中,他对辽沈战役所涉及的东北广大城乡进行全面而深入的采访。第四野战军的高级将领、普通士兵以及当时参战的民工,还有国民党的败军之将,凡是能找到的,他都要一一采访。他的足迹从北京、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到双城、宽甸、塔山等地的农村。两年下来,张正隆共采访了100多人,写了100多万字的采访笔记。在此基础上,他写就了长篇纪实《雪白血红》,展示了抗日战争结束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同时进军东北开始争夺直至中共取得辽沈战役胜利的全过程。

  “对于四野的历史,我原来知道的都是书本上的东西,但是因为《雪白血红》的采访写作,让我觉得四野的历史里太有文章做了,一辈子也写不完。”尽管老人的东北口音浓重,但是他的语气显得很激动:“我去采访,突然发现,怎么这些亲历者讲述的四野、战争与原有文献中的不一样呢?怎么与我戴红领巾时候听到和看到的不一样呢?”他说,战争的真实、血腥还有鲜活的细节吸引了他,他所听到和采访到的有关四野和解放战争的内容颠覆了他心目中熟知的历史,“我发现历史中不为人知的东西太多了,我就有了兴趣,就准备写这个了”。为此,他的作品总让人看到绝对不一样的战争和战争中的人,具有很强烈的“陌生化”。

  “在采访《雪白血红》时,就已经有一些老同志谈到当年四野南下的情况,鼓励我写出来。很奇怪,四野南下的纪实,过去谁都没写,常常一句话带过,似乎辽沈战役后,国民党就一下子完蛋了。”出于这些缘故,张正隆随后推出了《雪白血红》的“续集”——《枪杆子:1949》。

  《枪杆子:1949》真实记述了东北野战军解放东北后,入关、打平津战役、过长江,一路南下,激战湘云贵,渡海拿下海南岛,直至天涯海角的漫长艰辛的征战历程。张正隆以丰富翔实的第一手采访素材和史料,回溯记录了当年大量鲜为人知激动人心的战争细节以及亲历者用枪杆子打江山的刻骨铭心的记忆。

  报告文学创作,往往是“七分采访,两分构思,一分下笔……”张正隆说,只够建一所小房子的材料,再优秀的建筑大师,也建不起一座摩天大楼。“报告文学这种东西,能否成功,关键是大量的采访。因此,工夫必须下在写作之前。”采访要比写作辛苦多了,“找老战士倒不算困难,就像串葡萄,一人想起好多人。关键要做好采访计划,有的时候到一个村子,上午采一个用3个小时,下午再一个,晚上再一个,夜间10点能回到住宿的地方都算是早的”。

  在《枪杆子:1949》里,张正隆通过战争亲历者的眼睛,详细生动地叙述了国共双方对峙斗智斗勇的全过程,读来分外惊心动魄。而在精彩描述战争决策过程的同时,张正隆又以文学的生花妙笔,对比刻画了国共双方的诸位风云人物,诸如毛泽东、林彪、蒋介石、傅作义等等,无不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以前教科书上教导我们,林彪是一个大坏蛋,不会打仗。写作时,不能先入为主,我在采访中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如果先入为主就走偏了。”他说,写东西没有激情不行,不冷静也不行。

  为了还原扛枪杆子的1949年,解密威震敌军的常胜军队“四野”,张正隆先后走访了大量在世的老人。“我采访的老人,70岁的都已经很少,大部分是80岁以上的,有的人上礼拜我还打过电话,回头再想问点什么,人就已经不在了。到现在,我写的老人中有一半以上已经去世了。从这点来说,我的采访是带着抢救性质的。”书中有的采访对象已经去世了,非常令张正隆伤感。“他们的历史功绩,后人应该永远铭记。”

  走百家,吃住在外是常事,“有时半个月不回家,有时候得几个月,就住在采访对象所在的村子里,有时候干脆住在采访对象家”。为了照顾张正隆,一部分采访老伴也陪着去,甭说路途有多劳顿了,环境艰苦难以想象。

  为写好《枪杆子:1949》这本书,他用了近15年时间走了大半个中国,通过口述实录的方式记录了当年许多鲜为人知的战争细节。张正隆说:“我不可能走进历史,但我力图接近原汁原味。我走过很多旧战场,一些重要的位置我都要去看看。”他认为历史“只能尽可能接近,但休想复原”,自己能做的只是“不讳过,不溢恶,不夸饰,不虚美”,像老祖宗教导的那样“秉笔直书”。他直言不讳,认为现在很多人写抗战题材是“糊弄小孩,不真实”。

  当年,《雪白血红》为张正隆留下了“秉笔直书”的美誉。而今,有读者问:“张老师,你变了没有?”他郑重地回答:“我并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自己的风格。要说改变,只是比以前更认真,更谨慎。”

  一部部鸿篇巨著,如同触摸一段段沉甸甸的历史,张正隆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勾勒出厚重的往事,赤诚的热血不时从字里行间中跳跃而出。在复原官兵战场的真实场景中,引领读者一步步走入那段炮火纷飞、斗志昂扬的激情岁月。“历史中的新闻很多,你不深入进去就抓不到。同样的故事,最好有几个,选最抓心抓肝、最具震撼力的那个。更重要的是宏观上的把握,即本质的真实。”回顾他的写作历程,每一部作品都弥散着平实、客观、人道的行文风格,毫发毕现的生动细节,往往使众人争相捧读。

  张正隆是个“写作狂”或“拼命三郎”,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身后追着只狼”。他说,你不得不拼命往前奔跑……一停下,一回头,就可能被狼吃掉。当然,这只狼就是他的“时代责任心、使命感”,不是被动的而是心甘情愿的。“我报告文学写作计划还有很多,活儿一个一个在那儿排队,有的我答应人家了,答应人家就得干完,干完有机会的话,其实作家也没有什么退休不退休这个概念,只要你脑袋好使,觉得自己还行,那就可以写。”

  每天写作15个小时左右,是张正隆的工作常态。通常早晨5点多钟起床,吃点儿点心就开始写东西。11点钟左右再吃点东西,一天吃4次饭,但从来只吃半饱,因为吃饱了坐在书桌前不舒服。中午睡一觉,一个多小时,下午一两点钟起来再写,写到晚上十一二点。平均一天写作三千多字,有时五六千字。每天写多少,什么时候完成,他自己都有计划,“不能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那样的话你一辈子也干不完”。张正隆不习惯用电脑,稿子写完一遍后,抄写工整,然后再让儿子、女儿打出来,“孩子为我的书稿付出很多”。

  “1999年写《战将》,我半年时间没下过楼。写作让我心里挺高兴的,现在社会诱惑多,但对我,什么诱惑都没有,写作时特别单纯。有人请吃饭,有时是不能不去的,人在饭桌前,心在书桌上。连吃带唠加往返,少说也得两个小时,一天不就12个‘两小时’吗?”他笑言,有时就想,去了谁都得去的那个地方,我会在墓碑上挂个“请勿打扰”。

  他的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爱好,不会喝酒,不会跳舞,不会唱歌,不会打牌,不会玩球,大量的时间只是看书、写作。“什么也不行,现在连散步的时间有时候都没有,我就在厅里转一转。不过,每天的新闻联播要看,写作累了或写不下去了就和老伴下下军棋,有时看一点球赛、拳击什么的。”张正隆的嗜好就是抽烟与写作,作息时间完全服从于写作。他会抽烟,但是真正写作写顺了或入迷了,连烟也不抽了。他说,一辈子和文字打交道,为写书而生。

  人物档案

  张正隆,著名军旅作家,有“直面四野军史第一人”之誉。1945年10月出生于辽宁本溪,1969年应征入伍,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历任81065部队战士、排长、新闻干事、宣传干事,沈阳军区文化部创作室专业作家等。

  余 玮

【编辑:张中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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