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福”拥“潞”的历史来源

　　平心而论，按照当时的伦理观念，福王朱由崧应该顺理成章地成为南明的第一位皇帝。这样会少许多的麻烦，也有利于在大乱之后尽快地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权。可是，由于福王朱由崧牵涉到一个由来已久的历史问题，而有些人抓住这个历史问题大做文章，便使得南明政权从一开始便陷入到明朝长久形成的党争泥沼当中，而不能以崭新的有生机的面貌出现。我们也毋庸讳言，抓住历史问题做文章的始作俑者，就是东林党、复社的骨干成员。

　　东林党，起初本无所谓“党”。万历年间，削职官员顾宪成与好友高攀龙创立东林书院，讲学会友，以一民间组织而放眼天下，“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影响越来越大，形成可以和当权者抗衡的大气候。“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在东林人士关心国事的同时，他们也逐渐形成强大的舆论、政治力量，遭到官场中齐、楚、浙三党的攻击，被称为“东林党”。东林党起初非常开明，是进步知识分子尊崇并乐于参加的民间组织。但到天启年间，当东林党中的许多人士做了高官后，东林党随之迈入朝堂，更深地牵涉到朝政大事当中。东林党中不乏有见识、有气节、敢于和恶势力做斗争的进步人士，但也不能否认，东林党人开始斤斤计较于党派之分，与自己政见相左的便排斥为异党，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党争。到崇祯死、南明推选新君的时候，东林党人的党争意识仍起了巨大的消极作用。

　　前礼部侍郎钱谦益、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府詹事姜曰广、礼部员外郎周镳等人连成一片，强烈反对由福王朱由崧继统。其深层原因即与“党祸”有关。《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中记载：“党祸始于万历间，浙人沈一贯为相，擅权自恣，多置私人于要路；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高攀龙、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属，气节自许，每与政府相持。而高、顾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附之，此东林党祸所自始也。国本论起，两党相攻击如仇雠；嗣是有妖书之役，梃击之役，迄数年不定。神宗晚节，郑贵妃宠愈甚，其子曰福王，上于诸子中独怜爱之；王皇后无子，光宗于兄弟居长。久未册立，而贵妃早贵，顾天下有出郑氏上者辄觖望，即上亦两难之。一时名流以伦叙有定，请早建太子，语颇侵郑氏。上怒，或黜或廷杖，相继不绝，而言者弥众，皆以斥逐为名高。政府如沈一贯与申时行、王锡爵，皆主调护，而言者遂并攻之。然上意亦素定，卒册光宗为太子，而福王之国河南，所以赉予甚厚，诸子不得与比焉。国本既定，两党激而愈甚：泰昌、天启红丸之役，移宫之役，中朝相争，如蜩螗沸羹，与梃击号为三案。及魏忠贤为政，浙党尽归魏氏，作书言三案事，诉斥东林，号曰《三朝要典》。于是东林骈死牢户，余斥逐殆尽。烈皇帝立，定逆案，焚《要典》，而魏党皆锢之终身。”

　　上文中的郑贵妃就是朱由崧的祖母，其中的“福王”即朱由崧的父亲——老福王朱常洵。以他们的权力之争为起点，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发生的“妖书”、“梃击”、“移宫”三案及后来对三案的评定，将东林党人深深地卷了进来，并有着无数鲜血作代价。可以看出，最初，在东林党人维护“伦序有定”的激烈斗争下，神宗和郑贵妃想立朱常洵为太子的图谋最终未能得逞。东林党人占了上锋。但在太监魏忠贤当权后，重评“妖书”、“梃击”、“移宫”三案，编造种种不实之词，攻击东林党人，东林党人由此付出血的代价。当崇祯即位，拨乱反正，对三案自然又是另一种说法了，指向了对东林党人有利的方面。如此翻来覆去，围绕着三案反正、反反正，以气节相标榜的东林党人与其对立面展开激烈的党争，牵涉到无数人的仕途与命运。所以，作为与三案渊源很深的福王朱由崧，自然受到东林党人及其延续“小东林”(复社)成员的高度警惕。他们担心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重翻旧案，自己及其党人将再次受到沉重打击，因此，从集团利益考虑，他们要想办法阻止！

　　当然，钱谦益等人不便说出自己私下的顾虑，想当初，东林党人就是以坚定不移地捍卫“伦序”而著称的，现在他们却是要想办法推翻“伦序”观。所以，钱谦益等人尽力找出能放在阳光下的其他理由来反对福王，以“立贤”为名，提议迎立潞王朱常淓。欲“立”必须先“破”，钱谦益等人四出活动，称福王朱由崧是如何的品行不端，根本不具备做皇帝的美德，而潞王朱常淓则不同，其贤德之名远近皆知。其实，从后来的史实可以看出，“指甲长可六七寸，以竹管护之”的潞王朱常淓，远不像钱谦益等人所说的那样贤明，钱谦益等人不过以此为幌子而已。东林、复社掌握着强大的舆论阵地，于是，“江南北诸绅，则群起拥潞王”(陈贞慧：《过江七事•计迎立》)，并列出朱由崧“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不可立的理由。

　　不容置疑，钱谦益等人拥立潞王还有另一层用意：因为潞王本不当立，如果钱谦益他们努力使潞王当选，为新君立下奇功，日后必然会受到重用。这自然是个人的小算盘了，不会放在纸面上的。主持大局的兵部尚书史可法，他在感情上倾向于东林党人，对福王也有所顾忌；但在思想上，他又认为应该按伦序迎立福王。他对福王朱由崧做过考察后，认为朱由崧本人不是一个能掀多大风浪的人物，而舍亲立疏则可能引起更大的政治波动，不利于新王朝。

　　一次，史可法试图说服东林党人改变观点，他说：“以齐桓之伯也，听管仲则治，听其牙开方则乱。今吾辈之所立者，岂其不惟是听，而又何患焉？”意思就是，我们何妨迎立福王，他听从我们的观点，又有何患呢？不料，此言论一出，拥立潞王者大哗。又征询士绅们的意见，也多憎恶福王。这些士绅们自然不乏随舆论而转的投机分子。史可法却因此对拥立福王之事“引避不言矣”。

　　事实上，尽管当时的舆论界掀起了强大的“拥潞”风潮，但许多有识之士仍主张由福王朱由崧继统。淮抚路振飞即认为：“议贤则乱，议亲则一，现在惟有福王。”(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一)李清在《三垣笔记》中也记载：“北都变闻，在籍钱宗伯谦益有迎潞王议。扬州郑进士元勋密语予：‘予语里人解少司马学龙曰：福从此始矣，神宗四十八年，德泽犹系人心，岂可舍孙立侄？况应立者不立，则谁不可立？万一左良玉挟楚，郑芝龙挟益，各挟天子以令诸侯，谁禁之者？且潞王既立，置福王于何地？死之耶？抑幽之耶？是动天下之兵也，不可。”并说：“时草野闻立潞，皆不平。”由此可见，伦理次序在当时人们的内心深处占据何等重要的位置，而与党争无关的中间人士及广大百姓，更是以此为人生信念。

　　拥立潞王势必会引起巨大的混乱，这是史可法能够看得清的。但他又深受东林党人的压力，在此南明根本问题上，不具备果敢的魄力，反而试图寻求另外一种折中而完美的方式。岂不知，在时局瞬息万变的转折关头，刻意寻求面面俱到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自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