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受两难的史可法被马士英出卖

　　史可法处于两难的境地，当时代需要他做出雷厉风行的决策时，他却有点犹疑。他转而前往浦口，同凤阳总督马士英密议，密议的结果是“以亲以贤，惟桂乃可”。他决定拥立远在广西的桂王。史可法对自己两全其美的决策似乎很满意，第二天就以手书告知诸臣：“迎桂者何？以福、惠之有遗议也，乃舍而立桂也。其潞藩，则仿古兵马元帅之制，暂借统兵马。”他的用心也是非常良苦的，既避开了矛盾的焦点，使南京的官绅没有意见；而且争取了马士英的支持。马士英作为凤阳总督，直接管制着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等总兵，史可法试图借重马士英获取军队方面的支持。如此，一个各方面都满意的结果出来了。史可法终于松了一口气。但他没有想到，他所借重的马士英实则另有算盘，而一些潜在的他没有重视的势力正在暗中运作，使事态迅速逆转。

　　马士英自与史可法密议后，欲抢占拥立大功，马上邀请诸臣在江浦会晤，以便在新朝廷布置心腹。但南京大臣们对其反应冷淡。姜曰广没有赴约，其他大臣也多不去，给马士英面子的只有李沾、郭维经很少的几位。马士英见事不可为，迅速返回凤阳布置。一回凤阳，突然得知守备凤阳太监卢九德已勾结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决定拥立福王朱由崧。马士英马上背弃与史可法的约定，转而成为拥立福王的领军人物。接着，在马士英的策动下，驻扎在江淮间的另外一支军队的总兵刘泽清也由“拥潞”转为“拥福”。如此，在南方统军最多的左良玉、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五位将领中，有四位全部拥立福王，而左良玉对此虽有异议，却远在湖北。不仅如此，马士英还贿赂了以操江提督诚意伯刘孔昭为首的军功贵族(这些人是帮助朱元璋创建明朝的将军们的后裔)，阮大铖则联络了南京城内摇摆不定的投机分子，而凤阳太监卢九德则继续与南京城内的太监集团相勾结。一个强大的“拥福”势力正在形成，而史可法没有及时得知，他甚至写信给马士英，继续陈述福王朱由崧七不可立的理由，这样的白纸黑字很快成为马士英制约史可法的把柄。

　　时机成熟，马士英迅速给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写信，称：“吾已奉福藩，主三军也。”口气强硬地宣布拥立福的决策。南京各大臣被韩赞周邀请到家中，传阅马士英的书信，开始时都非常错愕，但随即知道此事已成定局，于是唯唯称是，表示同意。

　　韩赞周本来就与卢九德、阮大铖等穿一条裤子，见此情景，马上因势利导，命人笔墨伺候，请众臣在纸薄上画押签字，表示臣服福王。姜曰广提出异议，说：“不可！夫为天下立君，而若是之草草，非所以光昭令典也；是举也，高皇帝在天之灵，其实式凭之。盍出而大号焉！明晨祭告，然后行事。”(陈贞慧：《过江七事•计迎立》)此事被阮大铖探知，密告马士英，马士英大喜，认为姜曰广不画押的举止，是对新皇帝的大不敬，日后可以以此压制。

　　明代一朝，素来文官权重，而至此特殊时期，武将拥兵自重，逐渐掌握主动权。且马士英等人此次所拥立的福王，在文官们的内心深处，也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所以，此议一旦形成，那些“拥立潞王”、“拥立桂王”的规划迅速瓦解。就连钱谦益也有这样的表现：“钱谦益侍郎触暑步至胶东(指高弘图)第中，汗渴，解衣，连沃豆汤(指解暑之绿豆汤)三四瓯。问所立？胶东曰：‘福藩。’色不怿，即告别。膠东留之曰：‘天子毋容抗也。’钱悟，仍坐定，遽令仆市乌帽，谓：‘我虽削籍，尝经赦矣，候驾龙江关。’”(谈迁：《枣林杂俎》仁集，《异议》条)

　　福王即位已成定局，却苦了史可法。史可法因有把柄落在了马士英手中，有苦难言。当然，他还是以大局为重，没有闹意见，转而护送福王至南京就任监国。当福王一行到达南京时，“所过民家俱供香花，纵市人瞻仰，都人以纱灯数百盏来迎。生员、孝廉时有伏谒于道傍，人情欢豫”(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甲申日历》)。似乎又是一番繁盛的景象。殊不知，这些繁盛背后正隐藏着重重杀机：马士英居功专权，阮大铖小人得志，太监们重新跋扈，武将们拥兵乱为，党争重新加剧，新朝一片混乱……而这一切的根源实与史可法有很大关系。李清评论：“使诸臣果以序迎，则上何至书召四镇，士英与杰又何得居功？非钱谦益、吕大器误之而何？”(李清《三垣笔记》)这固然很有道理。但是，钱谦益、吕大器毕竟没有主持大局，而史可法则是真正拥有决策大权的。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无数次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当中，有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假如选择正确，以后的路就好走了。假如选择错误，以后再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政治路线上，更有站对路、站错路的说法。一个王朝的命运也是如此。当然，我们不能把弘光政权迅速瓦解的责任推在史可法身上。但无论如何，千古名臣史可法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犯了一个致命的失误，对新朝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文／ 张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