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振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者。早年就读于香港黄仁书院、北京大学、法国里昂大学。曾任广州广雅校长、中山大学教授，建国后在广东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广东省文史馆工作。

　　为推动中共创建史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促进先进文化的传播，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今年将主办纪念袁振英同志诞辰115周年学术座谈会，探求他在中共创建时期的地位和革命贡献。

　　1917年1月4日，对北京大学算得上是起死回生的一天，它幸运地等到了一位深通大学之道的新任校长蔡元培。蔡元培到校后的第一次演说，就忠告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正在英文系读书的二年级大学生袁振英,立即感受到了他带来的新变化。这位23岁的广东籍学生,接触到了大批思想、学术与性格大不同的老师们，其中包括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胡适，也有守旧派教授的典型辜鸿铭。

　　“我不只为辜先生一生潦倒哭”

　　辜鸿铭是1917年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的，教授英国古典文学。他出生在南洋，早年留学欧洲，将中国古典翻译成英语，上课受到包括袁振英在内的学生们的喜欢。袁振英称赞他“很得学生爱戴，胡适之先生也比不上”。

　　爱穿西装的学生袁振英信奉无政府主义———那个时代最激进的派，而老师辜鸿铭，身着长衫，留着帝制象征的发辫———那个时代的守旧派。但袁振英并没有看扁自己的这位老师，他解释辜鸿铭看似古怪的不合时宜的辫子与行为时写道：“我在香港读书时，喜欢穿蓝布长衫，同学们都笑我是一个‘侍仔’！香港只有餐室的仆人才穿长衫。我因为在‘北大’时，不懂国语只讲英文，所以改穿西装，听差们反以为我是教授。因为很少学生穿洋装。我们的辫子教授辜鸿铭在张之洞两湖总督署时是穿西装的，但在清朝塌台、中华民国成立后，他便改穿长衫马褂！他也是反对社会的！”1928年，辜鸿铭去世，袁振英在《记辜鸿铭先生》文中写道：“在中国再想找第二个辜先生，恐怕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待河之清，人寿几何！我不只为辜先生一生潦倒哭，且为中国的文学界悲！瞻望前途，余欲无言！”字里行间，他对辜鸿铭的晚年境遇极为痛惜而对他的才能和贡献极为推崇。

　　“最新的要讲，最旧的也要讲”

　　蔡元培上任的第9天，就聘请安徽怀宁人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月薪300元。袁振英所在的英文系自然也在他的职权范围。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也从上海迁到北京。北京大学成为席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狂飙的中心。

　　但这位声名大著的文科学长一开始却没有给袁振英留下好印象，当时的袁振英这样描述陈独秀：“听说曾到过日本，但他读过什么书，得过什么文凭和学位，都没有人知道，他也没有什么专长，只会作些政论罢了。”围绕一位任课老师的聘用，性情刚烈的袁振英还和陈独秀发生了冲突。当时，陈独秀聘用的一位英文老师刚从日本高等师范毕业，年纪很轻，陈独秀任用他来教北京大学英文学系的毕业班，让学生们感到吃惊与气愤。袁振英也讲述了不满的理由：“我们中国国立北京大学是与日本帝国大学同级；我们中国的国立高等师范也是与日本的高等师范同级。中国高等师范毕业生重入北京大学还要从第一年级读起；日本高级师范毕业生如果要入北京大学也要从第一年级读起，因为中日两国常常也会交换教员和学生的。所以陈独秀任用一个日本高师的毕业生来教我们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班的英文，这简直是国家一种耻辱。”怀着这样激烈的情绪，当时是班长的袁振英与后来翻译《马克思传》的副班长李季领着一班学生找到陈独秀申诉，声称假如陈独秀不赶走那一个教员，学生只有不上课。个性本来倔强的陈独秀还是顺从了学生们的意见。

　　从此，陈独秀对这位英文优秀、思想激进、性情倔强的袁振英印象深刻，他没有因此歧视这个学生，反而让他成了自己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投稿人。从北大毕业以后的袁振英后来常年在大学教书，他自己就主张：“大学者，大学也，无所不学，无所不讲，最新的要讲，最旧的也要讲！因为是一种研究态度，不是一种宣传！”这段话其实就是蔡元培学术理念的投影。

　　“与平民为伍、与劳动为伍”

　　1918年1月中旬,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进德会”。当时的北大学风非常不好，无论教职员和学生等都喜欢到八大胡同打茶围、逛窑子、搓麻雀、捧女伶、逛中央公园、吊膀子等。所以蔡校长便发起了“进德会”，要求大家参加。成立大会时，教员、职员、学生共计461人。不仅在进德会，就是在学校管理上，袁振英也大胆地提出建议：“我反对考试制度、分数制度、文凭制度、学位制度等，只赞成作论文。当时北大三年预科，三年本科(法科、医科四年)，我说我二年可以学完三年的课程！这不是假话！因为我还有许多时间来学习其他各科，如德、法、日、拉丁文等，哲学、政治经济等。所以后来我能够在各大学担任各种科目。”

　　1917年5月，袁振英和他的北大同学赵太侔、黄凌霜等人在北京大学组织了新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实社，并出版不定期的刊物《自由录》，笔名震瀛的袁振英是这个刊物的主要撰稿人。袁振英就说过：“我的一切思想，最初发源于无政府共产主义，再发源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虽然多少的成分不同，我平生主张‘与平民为伍’、‘与劳动为伍’。”

　　1918年7月，袁振英从北大毕业。蔡元培建议他先去法国勤工俭学，然后代他向教育部申请官费生的名额。但没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快告终，法国军队复员，本国失业人数很多，勤工俭学环境变得恶劣。袁振英体质不佳，便回到广东，在广东高等师范教书。两年以后，袁振英于1920年下半年，在上海协助陈独秀筹建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和广东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八个创始人之一。

　　直到1921年9月，袁振英才得以前往法国留学。1928年，已经离开共产党的袁振英，被广东军阀陈济棠以“中共重要干部”的罪名拘押虎门，险些丧命，多亏蔡元培出面保释才恢复自由。抗战时，袁振英和蔡元培都逃到香港避难，相互之间还有书信往来。蔡元培病逝香港的时候，袁振英极为悲伤。有人曾询问袁振英的女儿袁昌淑，她父亲一生中最尊敬的人是谁时，她毫不迟疑地说出了“蔡元培”这三个字。

　　李继锋、郭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