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陈丹青两个“光头公共知识分子”抢尽全国图书订货会风头——

　　1月7日至10日，2009北京图书订货会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行。1月7日，国内最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陈丹青、梁文道分别推出新书《荒废集》和《常识》。一个是有“老愤青”之称的著名艺术家，一个是凤凰卫视的名嘴，两人的新书备受关注。而两个“光头”名人的对话更是吸引了全国媒体无数的“长枪短炮”，成为全国图书订货会最为火爆和最为津津乐道的话题。

　　两位“公共知识分子”谈读书，也“八卦”美女范冰冰，后者则成为国内众多娱乐新闻的头条。可两位名人备受关注的新书究竟有多少干货？陈、梁人同时出书，对话之余，两部新作分别在对方眼中有何地位？这些很少有人去详细了解。结束对话之后，记者对两人进行了采访，与他们详谈了关于新书、关于阅读以及关于过去了的2008年的文化轶事。

　　梁文道：

　　《荒废集》文字很讲究

　　谈到陈丹青新作《荒废集》，梁文道表示，相较于《退步集》及其“续编”，该书依然显示了他敏锐多变的观察和视角。书中三篇再谈鲁迅的演讲以及回顾上世纪70年代的长篇随笔，是最值得期待的文字。

　　梁称，“我最在意的是陈先生每本书里面的节奏感，这个节奏感是由什么地方形成的呢？首先是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类型的东西，就像并置，是放在一起的，而且最妙的一点，我很喜欢一个效果，就是他自己的文章跟访谈穿插在一起，这是一个很妙的事情。因为，陈丹青写的东西看得出来是在慢慢写，他的文章是有一种特别像在说话的感觉，其实非常直接。他用的文字，我看得出来是很讲究，但是那个语气是直接的。”

　　梁文道将自己与陈丹青写的东西做了一番比较，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工匠，因为做媒体的，所以他的写作基本上是很迅速的，就像一个工匠。

　　陈丹青：

　　《常识》时评很专业

　　《常识》是梁文道在内地出的第一本书，内容是他近两年来撰写的时评文字结集，谈及政治、民主、民族、教育、新闻自由、公民道德等社会诸多方面。关于书名，梁文道这样解释：“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是因为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

　　就《常识》一书，陈丹青表示，“还没看完，我跟他差很远，我是昨天晚上第一次目睹这本书。其实书里的有些文章都看了，其实只要梁先生的文章出现在报纸上，我都会看。”

　　陈丹青说，“我觉得梁先生非常专业，我是业余的，第一，我白天都在画画，都是零碎时间在写，另外我写得很慢，改的地方非常多。他非常迅速，短兵相接，会立刻对昨天甚至今天发生的事情有反应，他会让人立刻想到梁文道怎么说，他现在已经起到这个效果，但是弄成书还是好的。他自己谦虚，说时评会被迅速忘掉，事情过了时评也忘了，这是一面；另一面，做成书，和报纸、网络还是不一样，因为我相信，一篇文章得读上两三遍以上才算是读，做成书，可以这样读。”

　　对话梁文道：

　　曾是“小混混”，不读课本读川端康成

　　“我只是一个读书人”

　　广州日报：怎么想到要在内地出版《常识》这样一本书？

　　梁文道：其实，我一直想在内地出一本书。这些年，我写了很多时评方面的文章，绝大多数是在内地的报纸上发表，之前一直又和出版社的朋友商量结集出版的计划，但一直没有出，因为时评这个东西很容易过时，与杂文不一样。后来我根据选出来的时评拟出了一个结构，让这些文章有了脉络，前面为国内近3年最为关心的一些时评，后面为国际上的一些话题。

　　广州日报：你是窦文涛嘴里的“知道分子”，也是凤凰的名嘴、教书、搞出版，还是香港两个剧团的董事局成员，拥有这样多的身份，你如何界定自己的身份？

　　梁文道：要说界定身份，我可以肯定地说，其实我就是一个读书人。今天的读书人和古代的读书人是不一样的。现在大家习惯把人分成几类，读书人和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不是别人给你认定的，这是一个身份，是需要自己来主动承担一个读书人应该要做的事情。

　　作为读书人，我觉得我会死得很早，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但是这些事都是我应该干而且能够干的。你做得越多，你的能量就越大。有些人可能很好奇，你怎么能做那么多事儿。答案是：你做的事儿越多，你能做到的事儿就越多，所以我认为读书人才是一个身份，我喜欢读书，所以我认为自己是一个读书人。

　　“混混”老大推荐读川端康成

　　广州日报：你说自己是一个读书人，可好像你读书的时候成绩一直不好，甚至台湾所有的中学都不收你，为什么？

　　梁文道：我出生4个月，就被抱去了台湾，在那里一直长到初中毕业。彼时台湾很多帮派，文道14岁时，认了十八九岁的大哥，跟着老大上街吃啊喝啊赌啊，当然也有打架。两群小混混约好了时间，到某个中转车站碰头。车站旁正好有个书店，若是到得早了，我便闪进书店，边看书边等。时间一到，嘴里吼着“你们找死”，就拿着棍棒冲出门去。

　　台湾的小混混不读课本，不等于不读书。事实上，我开始读川端康成，就是“混混”老大推荐的。我本人更中意哲学，初一就开始读殷海光，读胡适，读罗素。初中毕业后，因为有被警察收容过，没有高中愿意收我才被父母接回香港。

　　广州日报：梁先生什么时候开始写时事评论？

　　梁文道：我开始写评论是在1988年，但是那个时候我主要是写艺术评论、文化评论，偶尔也写一点时事，那时我只有十七八岁。真正很密集的写是过了2000年之后。17岁那年，我已是左派先锋青年。有人对我说，你那么多意见，就自己写点东西啊。就这样，我开始写时评了。

　　广州日报：2008年茅盾文学奖比往年更加受到关注，你怎么看茅盾文学奖？

　　梁文道：很多人谈麦家的《暗算》，我发现当我们做书评的人介绍书的人谈到一个年轻作家的时候，我们最常用的字眼是什么？是成熟。说他已经很成熟了，或者说他太年轻所以还不够成熟。我觉得这是做书评的人的一个惯性，因为要凑足字数，没有什么东西可讲，就拿岁数开始谈下去，对80后那些作者都是这样对待。当然说这句话的前提是觉得自己够老才会这样说，但是太多类型化的思考。前几年我们讲于丹，讲易中天也是这样，一来就说于丹不是学者如何如何，人家也没有说她是个专家。动不动就联名抵制，这也是中国近年来出现的现象。

　　窦文涛才是真正的主持人

　　广州日报：听说《文道，非常道》停播了，是真的吗？

　　梁文道：是的，这个栏目已经停播了。据说是因为没有广告，其实听别人说这个节目的收视率还是挺高的，当然，我在凤凰卫视里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角色，与窦文涛和胡一虎这些真正的主持人来对比，我不是专业的主持人。节目停播以后，我已经有很多精力来做开卷8分钟。作为读书记者，你能了解一个读书人能做读书节目，其实也是一件快事。

　　广州日报：在内地的第一本书已经出来，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梁文道：我将陆续出一些书，主要是讲读书和文化的东西，比如“露点”现象、电子游戏以及一些思潮方面的东西。

　　山寨文化反映

　　中国大众文化的调侃性格

　　对话当天，同是光头的陈丹青一改过去的中式着装，一身西服，还配一条蓝色围巾。梁文道笑称，“穿西服的陈丹青仿佛不是真的陈丹青，成了山寨版的陈丹青。”从这个话题聊开来，梁文道认为2008年山寨文化最有趣。

　　梁文道说，“山寨首先想到会翻版、模仿、抄袭，但是更有趣的是，山寨文化看到整个今天中国大众文化的调侃性格，比如像央视办春晚，有人要搞一个山寨春晚，然后大家很高兴，觉得很有创意。”

　　梁文道认为，这个事情分两面看，一方面大家都在拿今天的主流的文化或者上得台面的东西开玩笑，这恰恰表示今天的主流是多强大，强大到一个程度是大家都想颠覆它。可悲的地方或者让人难过的地方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东西，最能够发挥我们想象力的东西都是想办法怎么去调侃。我们怎么样能跑掉，我们没办法离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