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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其实是自1973年就开始的国外音乐家访华活动的延续，但这一年也是一个中国古典音乐热潮难以逾越的制高点

　　文/唐若甫

　　1978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改革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在第二年开始，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样对于资深乐迷和音乐家而言，1979年是不可磨灭的一年。除了斯特恩历史性的访华，尚有指挥家小泽征尔、赫伯特·冯·卡拉扬、安德鲁·戴维斯和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来华访问考察或演出。在中国这片对新生事物如饥似渴的土地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些群星璀璨的名字和刚刚步出阴霾的中国碰撞，自然产生了许多光辉的火花。他们的名字也永远镌刻在了中国的音乐史中。

　　而中国的交响乐团在国际舞台上展翅，则是国内的“涉外演出”复兴后十年的事件。

　　“访华演出”启蒙古典音乐

　　事实上在古典音乐方面，上世纪60年代早期到70年代末期，几乎贯穿着不少传统意义上的世界顶尖交响乐团的访华演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些演出被定性为“涉外演出”，有着极为严格的选曲标准，音乐会门票也是按政策派发。不可磨灭的1979年其实也是自1973年就开始的国外音乐家访华活动的延续，笔者认为这一年也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制高点。

　　著名音乐学家、音乐评论家、中提琴家兼音乐翻译家卜大炜在其经典大作《拾回的记忆——记七十年代的几次“涉外演出”》中，将发生在30多年前的中国音乐界大事娓娓道来，其中便有对“涉外演出”珍贵而完整的回忆。

　　从1973年年初约翰·普里查德带领伦敦爱乐乐团到访北京，同年年中克劳迪奥·阿巴多和威利·博斯考夫斯基与维也纳爱乐乐团访华演出，同年9月尤金·奥曼迪与费城交响乐团前往中国。卜大炜对此评价道：“在一年当中有西方世界的三大乐团相继来访，真是一个罕见的高潮。”

　　在一段时间的沉寂、反思和变革之后，音乐界在1979年迎来了一个低开高走的临界点。究竟是档期一致、机缘巧合还是人为的努力，使得1979年像是一颗中国音乐界的超新星爆发一般，不得而知，也无从论证。但以1973年外团来访高潮作为铺垫，改革开放政策的宣布对人心的鼓舞以及国人长久以来压抑的对西方经典文化的向往都是推波助澜的动力。

　　如果说安德鲁·戴维斯率领多伦多交响乐团于1979年11月的访华演出为1979年的音乐界完美收官的话，1979年10月，奥地利指挥家，被誉为“指挥皇帝”的赫伯特·冯·卡拉扬率领世界乐团列强中的无冕之王柏林爱乐乐团历史性访华，才为这一年“一锤定音”，1979年因此注定功成名就，无可超越。

　　这是卡拉扬与柏林爱乐乐团的首次访华，也是卡拉扬唯一一次访华演出。他在北京体育馆连演三场音乐会，三套曲目。虽然没有像小泽征尔和尤金·奥曼迪等人友好地在音乐会中融入中国作品，也没有在中国专门从事教学和普及工作，但卡拉扬以其天王巨星般的偶像地位和魔法般的神奇指挥技艺征服了音乐界，并在国内掀起了一阵风靡卡拉扬和古典音乐追星热潮。

　　这股热潮进而发展成古典音乐热，并完好地保持到了80年代末期，前辈们告诉笔者，当时“中图”进口唱片展摩肩接踵的场面，让人联想起现在的校园招聘会。

　　1988年著名导演张建亚拍摄了一部荒诞剧情片，名为《绑架卡拉扬》。影片叙述了四个社会青年在听了卡拉扬的唱片后对指挥家顶礼膜拜，因此当得知卡拉扬将到上海演出时便精心密谋绑架卡拉扬。但最后由于剧场保安维持秩序，绑架计划被彻底打乱，四人拿着意外得来的入场券兴高采烈地进入音乐厅欣赏指挥大师的音乐会。

　　这虽然是全盘杜撰的情节，因为卡拉扬从未到过上海演出，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在1988年即卡拉扬逝世的前一年，卡拉扬在中国哪怕是寻常百姓眼中的知名度，这也是1979年卡拉扬访华演出和其后他的大量DG唱片涌入国内掀起风暴的最佳见证。

　　后来，伴随着唱片业的不景气、音乐出版业的下滑和发烧器材厂商的逐渐南下，很难解释这股风潮突然消退的原因。

　　如今，中国的新生代乐迷只能从激光唱片中缅怀包括卡拉扬在内的那一批曾经来过中国已经逝去的音乐大师(作为激光唱片的坚决推崇者和始作俑者，卡拉扬与他的好友、日本索尼时任总裁大贺典雄一同孕育了激光唱片的诞生，成为了像爱迪生或者埃米尔·柏林纳那般的划时代的先驱人物)。

　　可当我们手捧激光唱片(CD)，通过这同样诞生于1979年的新科技，也许已很难感受音乐对当初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体验。

　　从毛泽东到莫扎特

　　1979年6月，小提琴家伊萨克·斯特恩(Isaac Stern)走访北京和上海，参观了中央音乐学院与上海音乐学院，通过琴房的小窗口，他看到学生们在勤奋地练琴，不禁感慨道：“这每一扇窗口里都蕴藏着一位未来的音乐大师。”

　　1981年，斯特恩的中国之行被拍摄成电影纪录片，名为《从毛泽东到莫扎特》。影片真实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音乐教育界的现状。正是斯特恩的此番努力，这部影片使世界看到了中国音乐的发展与希望。

　　影片获得了1981年奥斯卡最佳专题类纪录片奖，然而这部影片对架起中国和世界桥梁的作用大大超越了奥斯卡小金人的重要性。影片中三位为斯特恩演奏的分别是小提琴徐惟玲、大提琴王健和钢琴潘淳。王健后来经过斯特恩的提携，于1985年进入耶鲁大学学习，30年后已经成了世界顶尖的大提琴家，古典音乐唱片第一品牌DG旗下屈指可数的华人独家签约艺术家；徐惟玲则是中国最出色的女小提琴家之一，活跃在音乐学院的讲台上和音乐厅的舞台上；潘淳现任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副主任，教书育人，继续着斯特恩未竟的事业。

　　而斯特恩也在不经意间，担当了中国现代音乐界教父和先知的角色。

　　斯特恩在美国古典音乐界有着雄厚人脉与极大影响力。1965年斯特恩担任美国—以色列文化基金会(AICF)主席，资助了大量的年轻演奏家。他所提携的青年犹太演奏家包括中提琴家平查斯·祖克曼、小提琴家伊扎克·帕尔曼、钢琴家艾曼纽埃尔·艾克斯、小提琴家施罗默·敏茨、钢琴家叶芬·布郎夫曼等人，但也包括不少华裔。除上述三位外还有大提琴家马友友的和小提琴家林昭亮等。

　　犹太裔的斯特恩绝不仅仅是一个小提琴家，还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他之所以有如此呼风唤雨的能力，来自于他与肯尼迪总统相当亲密的私交。

　　改革开放后斯特恩屡次访华，最后一次是在1999年。1999年访华期间，斯特恩自知时日不多，携庞大的摄影队伍再次展开了一次中国的寻根之旅。那次摄制的内容后来被拍成两部影片。其一是《音乐的交汇……斯特恩重返中国》，其二是采访著名小提琴制作家、教育家和小提琴家谭抒真先生的《来自上海的绅士》，分别收录在了《从毛泽东到莫扎特》的DVD中。

　　两组影片相隔20年，恰逢新中国最为轰轰烈烈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高峰，人的思想与价值观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记录1979年影片中，当时中国最负名望的指挥家李德伦与斯特恩讨论起莫扎特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斯特恩无法认同李德伦的带有强烈政治意味的解读。而20年后，正如第二组影片中所呈现的，在第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期间，当指挥家余隆推着轮椅上的李德伦出现在音乐厅的舞台上时，正在排练乐团的斯特恩并未停下演奏，而是用弓弦欢迎。排练完后，79岁的斯特恩和82岁的李德伦这对阔别20年的老朋友拥抱在一起。

　　李德伦激动地反省了自己当时对莫扎特的政治化解读。两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在世纪之交再度相遇，政治差异和音乐分歧都随着时代车轮的滚动而烟消云散。

　　斯特恩于2001年9月22日逝世，终年81岁。李德伦于2001年10月19日逝世，终年84岁。世纪末的重逢成为这两位老人的天鹅绝唱。

　　同斯特恩一样，著名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这位卡拉扬的门徒，从自1976年“微服私访”中国至2008年，先后12次造访中国，为中国的音乐教育、中国作品推广和培养新人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缘于小泽征尔深厚的中国情结，他出生在中国沈阳。有一大批音乐家的成名和成才或多或少地拜小泽征尔所赐，诸如指挥家邵恩、陈佐湟、陈燮阳、胡咏言、大提琴家赵静和圆号演奏家韩小明等。

　　英国伟大的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也于1979年10月访华演出讲学，受聘为中央音乐学院名誉教授。梅纽因除了与盛中国合作了巴赫的双小提琴协奏曲外，离开中国时带走了两名极富潜质的小提琴学生，一位是金力，另一位是陈响。虽经过短暂的辉煌，金力如今仅为乐团的小提琴乐师，而陈响则因为个性突兀始终无法成为大师。这已是后话。 ★

　　(作者为KLASSIKOM音乐资讯中心总监)

　　1979

　　中国重大涉外演出一览

　　3月，小泽征尔指挥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演出，首都体育馆和红塔礼堂。曲目包括《二泉映月》《白毛女组曲》及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等。

　　4月，博多与西尔万·康布拉指挥法国里昂交响乐团在红塔礼堂进行访华演出。曲目包括拉威尔《鹅妈妈》组曲与柏辽兹《幻想交响曲》。

　　6 月，斯特恩访华演出与教学。演出为两场，红塔礼堂。第一场曲目为莫扎特第三小提琴协奏曲和勃拉姆斯的协奏曲，由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协奏。第二场曲目为贝多芬第五“春天”奏鸣曲和弗兰克奏鸣曲，以及德彪西《亚麻色头发的姑娘》。

　　10月，梅纽因与中央乐团在民族宫剧场演出，指挥为韩中杰。曲目有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莫扎特A大调第5小提琴协奏曲，巴赫双小提琴协奏曲。

　　10月，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在北京体育馆演出，三套曲目。第一套是莫扎特第三十九交响曲、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第二套是德沃夏克第八交响曲和穆索尔斯基-拉威尔《图画展览会》；第三套是贝多芬第四交响曲和第七交响曲。

　　11月，安德鲁·戴维斯指挥多伦多交响乐团在民族宫剧院演出，曲目包括德彪西的《牧神的午后》和李斯特第一钢琴协奏曲。

　　12月，小泽征尔客座指挥中国中央乐团演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