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讲述的激情与克制

　　读书报：您看什么书或者什么电影？

　　陈丹青：到我们这个年纪，50来岁了，实在没兴趣看小说，看虚构，我看历史、传记、评论，上网也很多。有头脑的学者非常多，隔三差五会看到一些好文章。我学到许多，很感激这些作者。

　　读书报：电影方面呢？

　　陈丹青：我很惭愧，我非常希望看到好的纪录片，但我不知道渠道在哪里。中国纪录片没有市场，人不会买张票到电影院看纪录片。反而在我们那个年代，没什么故事片，更没外国电影，我们看的都是官方纪录片。现在想起来，官方纪录片再怎么意识形态化，影像却是真实的，影像自行发生作用。我在《幸亏年轻》这篇文章里谈到，70年代很重要的记忆是纪录片，我们看多少次毛主席接见各国外宾，现在想来，就因为能在那些电影里看到外国人，看到“世界”的零碎信息。

　　读书报：您在这一篇文章里还专门提到安东尼奥尼的《中国》。

　　陈丹青：对。我想他自己未必知道当时提供了一部太重要的电影。翻回去看70年代，可能全世界，包括中国，没有一部电影这么高密度保留了那段时期的影像，真是无可替代。

　　雷天：我想起历史的一个作用，它给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群体塑造一种文化认同，刚才我有一个问题漏了问，您提到您看国外讲中国历史的电视，不知道您看这些节目会不会有文化认同感？

　　陈丹青：它会提供不同的角度和解释。比方它讲罗马史，或者讲文艺复兴史，讲墨西哥、玛雅文化，我仔细地看，发现它始终试图保持相对中性的立场，尽量陈述而不是评价。当然，绝对中性是不可能的，它一定有它的史学观支配它这么说。当它讲中国时也是这样，比方说中国历史上好几次跟异族的关系，它会出现当时的版图，让我知道中国以前那么小，只有中原那一块，到汉朝变成有多大，元朝又是多大，到宋朝又小下去了，变成南宋……它很形象，它有一套办法让你清晰地认知，而不仅仅是跟着文本走。它有历史文物展示，它有地理板块，它有器物，它的引经据典是全方位的，它在世界史背景上呈现中国。

　　我非常渴望中国有这么通俗易懂，同时在资料上大致准确又异常丰富的电视系列片。我们的电视系列片，像现在的《大国崛起》之类，已经试图在做这类事情，但很难摆脱一种浪漫主义，容易夸张、感情化。国外的历史片尽量不涉入感情叙述，它不是要你感动，也不是煽动你的民族情绪，而是知识的理性。它真的摊给你看，一页一页，一段一段。它下结语时用词非常审慎，文句优美，但非常克制。历史太复杂了，你不能轻率。我们这边可能因为文风的关系，一讲到历史总难免慷慨激昂，太煽情，价值倾向过于明显。所以撰稿人很不好做的，大型历史纪录片的撰稿人要学会非常克制，尽量呈现。这是很难做的一件事情。

　　读书报：现在《百家讲坛》特别火，于丹讲论语，易中天讲三国，都非常受欢迎，大家称之为国学热，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这个也涉及到读者公众对历史的需求好像越来越大，因为一般的民间写历史的书也很畅销，民间有这样的历史认知需要。

　　陈丹青：现代传播很大一项内容就是持续向民众讲历史，早该做这件事。很多学者批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他们批评的可能是你讲的不准确，甚至批评学者该不该上电视。我相信进入电视，不管你讲历史还是讲其他什么，它是个市场问题：那么多观众，如果他要看，它一定是合理的，有需求的。但我很抱歉，我没怎么看过《百家讲坛》。应该让它充分展开。很多事情还没发生，还要展开，能走下去就好，我对正在发生的事通常没什么意见。

　　-本报特约记者　雷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