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中国之行

　　文/刘莉芳,吴琦

　　2009 年1 月16 日，大江健三郎来到北京，领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联合颁发的“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2008)微山湖奖”。在日本，大江很少出席颁奖典礼，并且拒绝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自1994 年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诺贝尔文学奖以后，这是他第一次亲自出席文学奖项的颁奖典礼。

　　这是大江健三郎第6 次访华。出人意料的是，这次大江访华很低调，媒体没有大幅预热，甚至很少有人知道大江要来。1月19 日，距离中国农历新年只有一周的时间，北大学生开始陆续离校回家过年。记者在北大论坛上见到一条帖子：大江将于1 月19 日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演讲。和以往的演讲不同，这条帖子没有引起关注，校园里也没有张贴海报。记者提前三天去领票，看到还有厚厚一叠票没发出去。

　　大江突然来访，让京城有些意外。因为自1994 年从瑞典国王手里接过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这位老人再也没有出席过任何颁奖典礼。这次，让他千里来京领取的奖项，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山东微山县联合设立的“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微山湖奖”，这是一个新增设的奖项，自2008 年起将用这个名称连续评选5 年。大江健三郎的新作《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寒彻颤栗早逝去》和拉塞尔·塞林·琼斯的《太阳来的十秒钟》、亚历克斯·米勒的《别了，那道风景》三部作品今年获得该奖。

　　大江说，之所以出席这次颁奖典礼，是希望更多的亚洲人读他的作品。同时，他向主办方提出两个要求，一个是参观鲁迅博物馆，亲眼看看鲁迅创作《希望》的地方；另一个是在北大向学生演讲。向年轻人演讲，这是大江晚年最乐于做的事情。在要求都得到满足之后，大江于1月16 日来到北京。

　　鲁迅博物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宫门口二条19 号，是鲁迅在北京生活的最后一处住所。大江被众人簇拥着来到时，院里的枣树长势正旺。他悄悄地避开人群，在角落，默诵了一遍《希望》全文，然后又面红耳赤地出现在大家面前，竟有几分“追星”似的忐忑和兴奋。

　　1月19 日上午，大江健三郎来到北大。原定10 点开始的讲演，9 点半就挤满了听众。大江的开场白和三年前他在北大附中做的那场演讲的开场白几乎一样。他说：“每次来中国，我都有幸跟年轻人讲话。等我回到日本，我又跟日本的年轻人说起和中国年轻人说过的话。这就是我一直以来所做的事情。”

　　他的语调不疾不徐，淡淡地说：“到这个月底，我就是一个74 岁的老人了，我想，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中国之行。”这话让听众们唏嘘不已，散场后，很多人找大江签名，大江一一工整地写上自己的中文名字，盖上夫人为他准备的印章“健”。

　　大江健三郎北大演讲：我这一生都在思考鲁迅

　　这是我第6 次访问中国。每次来中国，我都有幸跟年轻人讲话。等我回到日本，我又跟日本年轻人说起和中国年轻人说过的话。这就是我一直以来所做的事情。在我心里，一直以来都怀着一个梦想。

　　我在想，不知道是否能够建立一个共同对话的场所，为了那些在中国听我讲话的中国年轻人，和那些在日本听我讲话的日本年轻人。因为我觉得，没准儿，要是听了我讲话的中国的年轻人，在某处遇到了另一个听了我讲话的人，然后，两人发现他们都听过我讲话，于是就交谈起来，你对大江的讲话有什么看法和感受？从日本来到中国的人们和中国的年轻人之间，还有，从中国来到日本的人们和日本的年轻人之间，可能会需要这样一个场所。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这个对话的场所可能会在纽约、柏林或巴黎，在那里各自留学的年轻人，因为某种机缘而成为了朋友。

　　然而，随着因特网在全世界的普及，我的梦想变得更加真实。今天，我在北京大学的讲演，如果和在日本，比如说和去年或前年在东京大学所做的讲演在主题上有共同之处的话，那么很快在北京和东京之间，在因特网上，就会有很多人以我的讲话为基础自由地展开讨论。

　　因特网时代的“语言运动”

　　实际上，在因特网刚开始普及的时候，我在东京还没有上网，却到北京和100 个中国年轻人在因特网上进行了一次1 对100 人的对话。那是一个网络四通八达的电台，好像是叫“FM365”，对话地点在他们的本部大楼里。

　　100 个年轻人的提问，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整理成一行行的文字。100 行文字排列在我面前的屏幕上，由我来逐个回答。然后，针对我的回答，他们又提出了新的问题。我就接着再回答。如果要问我这么做是否有什么确实的成果，说实话，我现在还是不得而知。不过，有一件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当屏幕上放出我的照片，并向网民提问“你对这个日本人的印象如何”的时候，来自因特网上的第一个回答是一个高中女生写的。她批评我说：“大江先生很土。”“Tu”，写作汉字“土”，就是“很乡下”、“很老土”的意思。然后，在这个回答出来之后，网上立刻出现了很多赞同的跟帖。我所在的演播室里的那个大屏幕，一大半都被“土”字给盖住了。虽然我心里很是失望，但还是觉得，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在世界各个地方，利用因特网，让年轻人有一个共同的广场，打开沟通的渠道，进行讨论，那么，就会出现从未有过的广泛的可能性。

　　我不知道这个可能性如今已经发展到何种程度。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我的生活重心并不是上网，而是阅读书籍。今天聚集到此的年轻人中间，应该有很多人虽身在中国，却能自由地跨越国境，在因特网上(比如说和东京的学生们)谈论着发生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事情。

　　就在我来北京的前一天，也就是1月14 日，星期四，有人提出倡议，号召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在纽约建立联络点，通过电子邮件进行联系。我响应了这一号召，并回信表示自己也要加入其中。然后，我又把这个倡议书转发给了好几个朋友，他们都在世界各地，很多人都是因为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直接认识的朋友。倡议这一小规模运动的是一位优秀的钢琴家兼指挥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倡议书的内容，就是抗议以军对加沙地带进行空袭和地面攻击。尽管巴伦博伊姆是个犹太人，(对他而言，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却一直抗议以色列压迫巴勒斯坦人民，对与站在巴勒斯坦人一边奋斗不息的爱德华·萨伊德(他已经于5 年前去世了)这个美国的文学理论家一起合作组织的运动产生了共鸣—这件事很多人可能都知道，以色列的年轻人和伊斯兰教的年轻人，他们的音乐家聚在一起，以歌德的《西东诗篇》为基础创作了著名的交响曲，同时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地举办了演奏会。本来萨伊德就是我的老朋友。

　　巴伦博伊姆的倡议书想必已经在世界各地召集到了很多的参加者，等我明天回到东京后，我想事情的经过应该都已经送到我那里了。利用电子邮件和因特网的迅速，将世界联接在一起—对这种新的传递方式之下的“语言”的运动，我充满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