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不出名单的“国宝工程”

　　在追查天龙山佛首线索的过程中，历史性资料的匮乏成为谢冰和专家们的头等难题，许多文物流转的历史在国内断了线，只能从外国藏家和学者那里描个大致轮廓。

　　“流失到海外的佛首有多少，有多少又在国内藏家手里，我们完全无从得知，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从民间小说里寻找线索，”谢冰说。

　　而在天龙山佛像之外数量更为庞大的中国海外流失文物，究竟有多少，这是一个至今也没有搞清楚的问题。

　　在与《环球》杂志记者谈到这个话题时，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李晓东连声叹息：中国文物在历史上遭受过几次大的劫难，1840年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文物流失的序幕；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对园内四五十处殿堂文物进行了空前洗劫，大量稀世之宝，包括《永乐大典》，被掠到海外；接着是八国联军在北京纵兵三日，紫禁城、中海、南海、北海、颐和园全部被劫。

　　除了宫廷文物之外，就是对中国边疆文物的盗夺。曾多次前往新疆、敦煌考察的李晓东对此耿耿于怀。

　　然后是抗战时期，国家战事不断，无暇顾及，国内军阀、奸商勾结外国商人大肆盗卖，中国文物大量流失海外。尽管在解放以后中国制定了严格的文物出口政策，文物外流情况得到扼制。但自1980年代后的文物走私又使文物大量外流。

　　究竟又有多少文物在这20多年中流失，官方也无法给出准确的数字。李晓东说，学者们只能从遍及全国的盗墓和零星的缉私数字里猜测到其规模。

　　李晓东说，他只知道不少文物走私到香港，自1980年代以来的文物走私在香港造出了一个文物市场。现在在香港，来自内地的彩陶罐已经不值什么钱了，原因就是走私过去的太多了。

　　对于文物的大量流失，文物界一直有个让人伤心的说法：安阳殷墟虽在，但要看甲骨文却要去日本；敦煌依然，但敦煌学却在国外。

　　李晓东对《环球》杂志记者举了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在瑞典，有座只有两万人的小城Ulricehamn，小到北欧的地图上根本没有标明它的位置，可那里却有个远近闻名的博物馆，它所收藏的中国一级文物，就有几百件。特别是中国汉、隋、唐时代的金银器皿，这些完整、精美的金银大碗在国内尚且很难见到，在这个小城的博物馆里却随处可见。“中国文物流失到底严重到什么地步，由此可见一斑。”李晓东说。

　　中国文物界一个较早的估算数字显示，在全球47个国家的200多座博物馆中，收藏着上百万件中国文物。可是，在中国的史学界、文物界，只有李学勤写过《欧洲藏中国青铜器遗珠》一书和李树中写过《海外藏中国历代绘画》一套，相对于浩瀚的流失文物，这样的调查量小力微。

　　“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先摸清流失文物家底，建立数据库和追踪系统，这样才能让抢救工作有的放矢，”李晓东说。

　　而这项浩大工程的复杂和艰巨程度远超过一般人的想像。据《环球》杂志记者了解，故宫博物院等机构近年来也做了一些工作，但都是对某类文物的梳理，不足以搞清整体的情况，即便是一级文物，也往往因条件的限制而不能做到完整全面。

　　有200多年历史的北京琉璃厂，在20世纪初就曾滋生出专门跟外国人做生意的“洋庄”。许多价值连城的国宝如著名的“昭陵六骏”、“帝后礼佛图”等，都在这个时候经由“洋庄”流走海外，而除了这些有文字记载的，更多的文物进了“洋庄”厚重的挂帘，从此无迹可循。

　　据李晓东介绍，近几年中国文物协会已与英国大英博物馆、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多家世界著名博物馆建立了联系，陆续出版了一些系列图录和文献，“这也是为了让所有人知道这是中国的东西。否则，若干年后，不但我们不认得自家的东西，连别人也将其当成了自己的历史。”